历经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个时代的“李森科事件”，将苏联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引向了一个黑暗的深渊。李森科本是一个学识浅薄、无甚建树的宵小，却荣居为苏联科学院、列宁全苏科学院和乌克兰科学院的三科院士，他的“红衣主教”、首席科学家的淫威独霸苏联科学界三四十年。其钻营投机、献媚权贵、结党营私、党国伐异等卑劣手段和卑微人格暂且不论，详读这一深重灾难的政治、社会、学界的生态原因，于今仍会给人以一定的警策和启迪。

　　非科学的功利性的目标介入催生的伪科学。众所周知，科学最高的价值就是求真，所有的科学规律都是为求真服务的，其他一切非科学的功利性的目标介入科学研究，都极有可能使研究成果“失真”，从而动摇整个科学的基础，使科学丧失其应有的价值，同时也会催生大量伪科学的出现。李森科将自己的“学说”夸大为一种哲学体系，使之赋有一种社会政治内涵，因此其所有的“科学研究”都不再是出于学术目的而完全是出于纯粹的政治功利，即完全服从于他的狭隘的政治需要。为了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为了给自己增添政治资本，他能在“科学研究”方面不择手段，弄虚作假。他的所谓“科学研究”经不起任何科学理性的检验。例如，他反对施用任何化学氮肥而认为有机无机混合施肥才能取得好收成。但为了提高有机无机混合施肥实验田的产量，李森科却暗中施用了大量的化学肥料。因此，李森科实验田的产量并不能证明有机无机混合施肥法的优越性。诸如此类的伪科学在李森科的“科学研究”生涯中屡见不鲜，直接导致了苏联农业长期落后的局面。

　　学术贴上了“阶级”的标签，真正的科学被扼杀，真正的科学家被逐出科学的殿堂。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苏联科学界已经受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一些自然科学的观点和科学家纷纷被扣上“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并由此引发了清查“资产阶级科学理论”的疾风暴雨。李森科靠他灵敏的嗅觉，发现了这一政治动向。于是，他处心积虑，把自己打扮成苏联著名科学家米丘林的继承人。他宣传：只有细胞才是遗传的单位，坚持生物进化中的获得性遗传观念，否定基因的存在。在李森科看来，有孟德尔和摩尔根等人建立的西方遗传学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因此应该被禁止。李森科甚至把被誉为“20世纪生物学的路标”的苏联科学家泰斗瓦维洛夫诬为“苏维埃人民的敌人”。作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瓦维洛夫强调的是严谨的思维、严格的实验，绝不容忍科研中的个人随意性。而米丘林则不然，他从来没有接受过规范的科学训练，多依个人的经验和直感从事科研工作。前者为实验性的科学家，后者为经验性的技术专家，所信守的学说不同，本是可有“互补”的优势，然而，一经贴上“阶级”的标签，使人成了势同水火的对峙阵营。瓦维洛夫等科学家及其所有的遗传学研究变成了“戈培尔的宣传工具”，被扣上“希特勒种族主义”的帽子。李森科甚至杀气腾腾地下令：“把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从我们的科学中消灭掉!”1948年的“八月会议”前后，多达3000名遗传学家、农学家、植物学家被诬指为“科学上的反动派”而遭逮捕、流放。当时西方科学界不约而同地将“八月会议”同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的迫害等同起来。在李森科把持下，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苏联遗传学研究一蹶不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世界遗传学正发展到了分子生物学的顶峰状态之时，苏联遗传学还停留于细胞遗传等时代，落后了整整一个甲子!

　　苏联一部分知识分子丧失良知，对“李森科事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李森科围剿遗传学、镇压瓦维洛夫的过程中，苏联知识界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在瓦维洛夫瘐毙之后15年，其侦查案卷公开，令人惊诧的是诸多耳目竟然来自知识界。换言之，瓦维洛夫早就生活在告密织成的罗网之中，诸如亚库什金、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科尔、格·尼·什雷科夫等。这些都成了权利机构安装在身边的“窃听器”。这些犹大式的教授、博士助桀为虐，使李森科借助当局的政治迫害如此得心应手，如此肆无忌惮。可以毫不夸饰地说，瓦维洛夫实际上是政治强权和文化败类合谋的牺牲品，而“李森科事件”也正是这两者交媾的畸形儿。

　　强权左右科学研究，势必酿成暴力科学的悲剧。李森科明知在学术上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就从政治上战胜他。李森科的这一战略得到了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的怂恿和支持。李森科的“看家本领”是“春化法”。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森科的父亲把冬小麦的种子在春天播种，结果，当年的收成出奇地好。这件事情引起了当时还是育种员的李森科的注意。于是，他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春化作用”的概念。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育种方法，即在种植之前令种子湿润和冷冻，以加速其生长。当时正在为粮食短缺犯愁的斯大林对李森科的“伟大”发现大加赞赏，下令：“地无分南北，一律大种春小麦!”斯大林还明确表示：“党需要的不是像瓦维洛夫那样，而是像李森科那样工作。”斯大林还亲自垂询，校阅李森科在“八月会议”上的主题报告《论生物学现状》。这一主题报告翌日刊登在苏联所有的中央级报纸上，总发行量达7000万份(平均每两个苏联人可有一份)。而赫鲁晓夫不仅全力支持李森科的《农作物遗传性定向变异的理论基础》，还指使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设定一个委员会起草法令，规定苏联的所有生物学家必须以李森科为榜样，面向生活，加强生物学同实践的联系，从法制上来强化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的掌门人地位。最高领导人的支持，助长了李森科的气焰，使得他对一班反对者的迫害更加肆无忌惮。他倚仗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宠幸”，以其“理论”对现代遗传学进行全面进攻，并逐渐将恶劣影响波及整个苏联科学界。

　　正如美国科学史家科恩所说：“强权与公理的冲突固然是一波三折，强权固然可以得势于一时，但强权终究不能折服公理，终究不能毁灭公理。”1965年，李森科的垮台在苏联生物学界掀起波澜壮阔的“瓦维洛夫之春”运动完全印证了这一不刊之论。

　　（沈栖先生简介：沈栖，笔名凡夫、聿飞，1951年生，主任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杂文家，先后出版有杂文集《世相纵论》《明天的废话》《实话直说》《告别“社会病态”说谎》《一个公民的闲话》《无花的蔷薇》《边看边说》《余墨谈屑》。）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