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官网宣布更新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其中黄胸鹀(俗称“禾花雀”)的评级从“濒危”升为“极危”，意味着这一野生种群面临灭绝的几率非常高。

　　黄胸鹀最明显的特征是胸部有鲜黄色羽毛，头部呈黑色，是一种主要栖息在低山丘陵和开阔平原地带的鸟类，大多时候其单独或成对活动在草地、湖泊或沼泽地区。我国是黄胸鹀主要的生活和繁殖地，根据红色名录官网公布的信息，在2004年之前，我国黄胸鹀还是被列为“无危”，至今仅过了13年，它却经历了濒危等级从“近危”“易危”“濒危”到“极危”的四次上调。目前，在中国的黄胸鹀种群数量下降了约90%。

　　何以故?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官网公开信息称：“在中国，为食用而对黄胸鹀进行的非法诱捕是主要威胁。”据公开资料显示：2000至2013年，媒体报道的查获捕杀黄胸鹀的案例就有28宗，仅广州和韶关查获的被捕杀黄胸鹀数量竟达10多万只。黄胸鹀之所以遭受如此厄运，是因为民间流传它能壮筋骨、通经络、壮阳补肾，堪为“天上人参”。于是乎，近年来，非法诱捕、贩卖、运输黄胸鹀案屡见不鲜，且愈演愈烈。

　　其实，本文的题旨不止是特指黄胸鹀，它泛指一切与人类相伴，与动物、植物共存的鸟类，一幅“万物霜天竞自由”的寰宇画卷是由人类与自然界的一切生物如动物、植物、鸟类共同构成的。

　　然而，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斗争”使自然界的生物加速灭绝，其中鸟类的没踪绝迹远远超过动植物。1962年，美国环保学者雷切尔·卡森鉴于美国城市已听不到鸟鸣，写下了惊世之作——《寂静的春天》。其实，这已是一个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就拿以定义春秋轮回的报季使者大雁来说，它在今日中国的山河大地，渐渐消失了，秋雁“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早已成为人们童年的美妙回忆。无怪乎，我国生态学家会发出“大雁哪里去了?”的浩叹。

　　毫无疑问，作为“万物之灵长”(莎士比亚语)，人类是宇宙历史进化出的高级生物，他们的生存权是天赋的，他们有权发掘自己的智力以发展文明。然而，人类的智力却给鸟类乃至整个生物圈带来了致命的危害。人迹罕至的地方越来越少，人类的活动把孵化鸟蛋的芦苇湿地变成了农田，飞禽被驱逐得无家可归;林立的烟囱、腥臭的河沟、堆积如山的垃圾破坏了诸多候鸟的“导航”意识;农药的大量使用，给鸟类繁衍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森林的大面积砍伐，使鸟类失去了一个个天然的栖息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以蒸汽机发明为标志的工业革命飞速发展，鸟类的命运更是每况愈下。美国学者艾伦·韦斯利在《没有我们的世界》一书列举的诸多事例足以证实这一点。兹举二例：一，发射塔的电磁场破坏了大量候鸟的导向系统，它们像飞蛾扑火般涌向灯塔，而灯塔的张索则成为这台巨大鸟类绞杀器的刀刃;二，鸟类不懂得高楼大厦安装的玻璃不可以通过，每年有10亿只鸟因撞上玻璃而折断脖子。人类由野蛮进化为文明，而鸟类在这一文明的进程中却惨遭灭顶之灾，这还能是科学意义上的“文明”么?

　　根据物种进化的原则，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鸟类也经历着“优胜劣汰”的过程，而且它还不断面临着被动物吞噬的危险。然而，人类以自己的智慧来满足自己垂涎欲滴的饕餮比动物本能的食欲来得更为凶猛。人类的物质主义使他们把鸟类作为审美对象的吸引力拗不过人类对鸟类的食欲。行笔于此，我忽而想起与黄胸鹀命运相似的旅鸽。100年前，美国有50亿只旅鸽，因为它肉味鲜美而被大量捕杀。这种肆无忌惮的杀戮仅持续了半个多世纪，1900年，最后一只旅鸽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派克镇被击落。美国人在最后一只旅鸽死亡的地方满怀忏悔地立起了一块纪念碑，上书：“旅鸽，因为人类的贪婪和自私而灭绝。”虽说像旅鸽这样在短期内“灭族”性的灾难并不多见，但因为“人类的贪婪和自私”而处于濒危境地的鸟种则并不乏例。对中国人来说，鸽、雀、鹰等飞禽公然出现在莱单上、餐桌上，已不再是什么新闻了。越来越多的鸟类成为人类的“盘中餐”，折射着人类欲图主宰包括鸟类在内的其他生命、挥斥天下的优越感。它反映出人类生态理性的缺失。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说：“对于人性，道德上的真正考验、根本性的考验，在于如何对待那些需要他怜悯的动物。”积数亿年之功所育的鸟类正需要人类怜悯并加以保护的生物之一。人们正不断理智地认识到这一点。北京奥运会赛场外形是一个巨大的鸟巢，她昭示世人：人的生命运动与鸟的生息之地谐于一体。万物灵动，何不如此?——世界的和谐和欢愉是永远由不同生命的共存构筑的。

　　（作者简介：沈栖，笔名凡夫、聿飞，1951年生，主任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杂文家，先后出版有杂文集《世相纵论》《明天的废话》《实话直说》《告别“社会病态”说谎》《一个公民的闲话》《无花的蔷薇》《边看边说》《余墨谈屑》。）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