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盲居多的时代，戏曲具有重要的教化作用。旧时平民百姓百看不厌的《红鬃烈马》(民间叫《平贵回窑》)《西厢记》，其间反对婚姻门第观念和择偶嫌贫爱富，即为潜移默化。至于能否接受教化另当别论，毕竟像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崔莺莺期待张生高中皇榜，除了战略眼光外还需要巨大的毅力和吃苦精神。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又有了新戏曲。有句歌词很直白：“一千条、一万条，突出政治是第一条。”自然，婚姻择偶也不例外。如果政治不被误读，或许问题还不大。可惜，政治被曲解为各人身上的胎记：红二代、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子女，头上都有与生俱来的光环;地富反坏右的后人则是满身疤痕。喧嚣一时的口号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后来虽改为“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但“接班”水到渠成，“造反”怎么造?是不是天天去揭发批斗父辈?须知五类份子戴帽之日已无从为非作歹，绝大多数子女尚未懂事甚至未出生，他们何以揭发检举!尽管赏赐给他们一个佶屈聱牙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称呼，但能否教育好则打了问号。所以，从6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基本丧失了升入高中和大学的权利。1977年恢复高考时，有个考生成绩居全地区13个县市前三名，竟因家庭成分问题没有录取。好在第二年地富帽子一风吹，他才圆了大学梦。

　　择偶的首要标准突出政治后，“嫌黑爱红”取代了“嫌贫爱富”。薄熙来和两任夫人都生于高干家庭，属于门当户对的标配。黑五类子女谈婚论嫁颇为难，只好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代代相传，红二代同黑五类之间便形成了不可逾越的楚河汉界。

　　曾有男女两个知识青年同处一个知青组，相互感情不错。因为男生的父亲有伪历，女生始终彷徨不定。这个男生有股子韧性和磨劲，每天都到女生的住处掏心挖肺，女生好歹不吱声，时而还拒他于门外。男生一急打出了政治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开展谈心活动很好’。”这一幕被几个小青年碰上，“开展谈心活动”顿时在全生产队传为笑料。此时，首批根正苗红的知青已被选拔回城。回城跟参军入党提干一样，均须政审外调，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姑舅姨的政治面貌)都有一票否决权。因此，这位女生虽不敢抵制领袖倡导的“谈心活动”，却也不得不考虑婚姻的后果——自己和子女都要世代务农。幸而女生回城两年后，男生也回了城，两人总算花好月圆。

　　相较之下，不幸的例子更多。有一对热恋数年的青年，男方进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学习班。那时“黑”的范围已由五类份子逐步扩展到臭老九和受审查对象，学习班年年办，澄清“红”“黑”身份的审查可以长年累月不下结论，名之曰“挂起”。女方终因年龄渐大，等不得“挂起”的人放下来只得一刀两断。

　　假如女青年自身被列入“黑”道范围，便彻底失去了选择对象权。至于男女婚后因政治问题而离异的，更是屡见不鲜。知名作家许地山的女儿许燕吉便是例证。许燕吉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在河北省农科院工作时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右派和反革命，并被开除公职，判有期徒刑6年。丈夫与她离婚，刚出生的孩子也夭折了。刑满出狱后，她依然戴着右派帽子，经哥哥做主，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1岁的老农做续弦，好歹有了个归宿。后来平反回城后，因为丈夫目不识丁，两人情趣不同，各看一个电视，其共同语言可想而知。

　　突出政治终归没有天长地久，进入新时代后，择偶的标准也以经济为中心了。起初是车子，接下来是房子，归根结底是票子。不过，任何时代都少不了善于发掘潜力股的王宝钏、崔莺莺。只是这样的有识之士为数寥寥，当下就改变不了拜金主义的潮流。由于金钱总爱跟权势结缘，攀高附贵的择偶高手也破土而出。前不久落马的安邦公司总裁吴小晖两度换妻，岳父的权势一个更比一个牛，他也“好风凭借力”，从一介平民化蝶为巨富。比之“要致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栽树”，这才是真正的致富捷径啊!

　　呜呼，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撇开人的外在附加形象，真正把握每个个体的内在价值呢?或许王宝钏、崔莺莺越来越多时，中华民族就能频频问鼎诺贝尔奖了。

　　2017/12/12于洈水河畔

　　（作者系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贪腐的起点》获第三届“克权杂文奖”三等奖）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