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北京橘子水晶酒店CEO。吴海的出名，是因为他站在企业家的角度，对我国营商环境存在的某些乱象，敢于大胆且大声说出真话。

　　2015年3月23日，吴海以《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为题，致函李克强总理，以切身体会和所见实例，坦陈了不少政府部门在实际工作中的“庸政、懒政，政策陈旧、不清晰、滥用”等问题，“企业是个不敢反抗的奴才，公仆是爷不是仆”，尤其到了“端午、中秋、春节，是我们缴纳‘特种税’的时段”。吴海同政府打交道时诸多的“憋屈”经历，惊动了包括总理在内的三位国务院领导。5月14日，国办信息公开办公室、公安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及北京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在中南海召开专题研讨会，吴海应邀出席。

　　岁月荏苒，涛声依旧，甚或愈演愈烈。前些天，吴海又一次发出“公开信”，继续倾吐营商的苦水。在他看来，两年多来，“执行层面好像没有真正领悟到中央的意图，高层频频发出的简政放权信号，往往在基层卡壳，该憋屈的照样憋屈，甚至更憋屈”。吴海忍无可忍，向媒体抱怨：“我的憋屈已到了气愤的程度。”

　　其实，吴海的“憋屈”经历并非其独有，也非偶然遭遇。我国不少企业家基于明哲保身而对此默然忍受，黯然失声，而吴海则是像《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孩子说了真话，虽然犀利，但客观中肯。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力推进简政放权，提高市场经济效率，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时期，按理说，营商环境应该是良性的、健康的。像吴海这般“憋屈”所显示出的态势显然是与时代发展相悖的。在这些年高压反腐、持续反“四风”和强调简政放权的背景下，基层行政机构和公务人员依然对企业“层层设卡”甚或“层层盘剥”。吴海在近日的“公开信”中一语中的：“变的只是形式，本质并没有改变。”如：拿钱的少了，事更难办了;跑腿的次数少了，但事情照样办不了;态度改变了，流程却不见少;等等。日前，《解放日报》更是披露了一些企业家的近年感受：“鬼子进村”式的“流动执法”，实则“白拿白要”的那种，过去每年几十拨，如今每年也得十来拨;企业“孝敬”政府部门的“公关开支”，原来每年五六十万元，现在减少到了二三十万;基层行政机关明目张胆“索贿”的少了，如今只是消极怠工“不作为”，他们明知道业主每日扛着高额房租、人工费、承受力有限，就以各种理由或拒受理或借口不来现场审查，迫使企业只能千方百计疏通关系、请客送礼;等等。——面对如此的营商环境乱象，“吴海”们岂能不“憋屈”?

　　自不待言，形成良性、健康的营商环境，企业家的自律、诚信、责任固然必要，特别是要自觉遵纪守法，撇清“政”“商”关系，杜绝以行贿的方式钱权交易以牟取暴利。但是，良性、健康的营商环境首先取决于政府行为，诸如适当放权、主动让利、减轻负担、跨前服务等，并且对政府权力细加约束，尽最大可能堵住制度的漏洞，压缩裁量的自由度。

　　2015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同年9月15日，中央深改组第16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两份《意见》，前者针对地方政府及官员，后者针对自然人与企业;前者体现了法无许可皆禁止的法治原则，后者体现了法无禁止皆可为的法治原则。两者既是法治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当然，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只是实现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必要条件;倘要完整实现法无禁止皆可为，亟需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行业、领域、业务，厉行简政放权，削减行政审批，切实给企业松绑。至于权力行使正面清单，其初衷就是为了依法行政与推动简政放权，细化的任务包括全面梳理现有行政职权，大力清理调整行政职权，依法审核确认与优化权力运行流程等内容。合二为一，旨在进一步释放内蕴于自然人与企业的民间经济活力。

　　试想，倘若真正实施了这两大清单，把这两大法治基本原则落地生根，“吴海”们还会有那么多“憋屈”么?

　　2018.1.15

　　（作者简介：沈栖，笔名凡夫、聿飞，1951年生，主任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杂文家，先后出版有杂文集《世相纵论》《明天的废话》《实话直说》《告别“社会病态”说谎》《一个公民的闲话》《无花的蔷薇》《边看边说》《余墨谈屑》。）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