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要给学生列书单，告诉他们应该读哪些书。作家也喜欢给人列书单，教育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应该读哪些书。所不同的是，教授列书单为的是方便学生应考，作家列书单为的是指导人生。教授列书单那是必须的，是职责所系，作家则不然，他没有指导人生的义务。但因为是名作家、大作家，普通民众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的话对人生有用。实事是不是这样呢?不一定。比如，当年鲁迅先生在谈到“青年必读书”这样的问题时就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但我以为鲁迅先生也没读多少外国书，或者说他读的只是一些日本和苏联的书。十月革命后，苏联的书恰好和鲁迅时代的氛围相契合。所以他的话在我看来更多是受了时代潮流的裹挟。

　　任何话语都有时代背景“罩着”，用现在的话说叫做“语境”。任何名人的话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是历史的宿命，改变不了。如果鲁迅先生活到现在，我百分百地肯定，他不会说这样的话。“五四”运动是由当时一批精英知识分子领导的学生爱国运动，争民主、争自由、倡科学;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反抗，激烈、决绝、义无反顾，甚至主张“全盘西化”。那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当中，有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在那样的背景之下，鲁迅倡导年轻人不读中国书是很自然的，正和他的反封建思想一脉相承。他在小说里借“狂人”的话说，读中国书，横看竖看写的都是“吃人”两个字，因此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那意思很明白，即使是“颓唐和厌世”，好歹也算活出了个体的自由，总比任人劝喻、摆布成为“乐观的僵尸”好一些。

　　其实，尽管鲁迅等文化精英坚决主张抛弃传统，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们还是不敢怠慢并下大力气苦心钻研的。所以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他们个个都是饱学之士。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鲁迅写不出《中国小说史略》，骨子里不会有“竹林七贤”的遗风;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胡适不会提倡“整理国故”，不会用西洋学来的方法考证《红楼梦》;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陈独秀也不会在退出政治舞台之后专心研究他的音韵学。

　　烟消云散，沧海桑田。运动、革命都不再是时髦的东西了。读书也不再有救国救民的功效，而成为个人的内在修养、素质提高所必须。如今是世界文化大融合的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拿来”，为我所用。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说明西方人也愿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有益的元素。韩国“鸟叔”一段看似无厘头的骑马舞，一夜之间风靡全球，不论东方西方，鸟叔鸟婶鸟哥鸟妹冒出一片。这个时代再说应该读哪国书不读哪国书，应该跳哪国舞不跳哪国舞，显然是不合时宜了。

　　（作者简介:王春，笔名荆山客。吉林松原人，60后。吉林省作协会员，省杂文学会理事，松原市杂文学会会长。业余创作杂文、散文、随笔。30年间先后在《杂文报》《杂文选刊》《吉林日报》《陕西日报》《长春晚报》《松原日报》《北海晚报》《北部湾文学》等报刊发表作品40万字。有杂文随笔集《白色乌鸦》出版。现任《松原日报》评论部主任，《读书周刊》主编。）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