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社会危害性和反人类共性考量，流氓乃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演进的公敌;就破坏力和危害结果甄别，不怕流氓有武功，只怕流氓有文化。

　　关于流氓的类别，鲁迅先生在《流氓的变迁》中洞悉得最为精辟：“以武犯禁”而“替天行道”的是侠客;打着“替天行道”大旗却坏事做绝的是强盗;没有做强盗危险却有做强盗收益的则是流氓。纵观历史，先生所说的前两种流氓未必有文化，但大多有武功;后一种流氓未必有武功，但大多有文化。作为冷兵器时代和封建专制社会的产物，靠搏击武打闯天下的“强盗”“侠客”式流氓，随着热兵器时代来临和民主法治社会演进，庶几不是被赶尽杀绝便是随时代变迁而变迁，有武功的流氓被有文化的流氓取代成为时代趋势。

　　《庄子•胠箧》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法治时代，设若无有公权力“保护伞”站队庇护，流氓仅凭几招身手行凶作恶，遑论“窃国”，恐怕连“窃钩”也难得逞。退一万步说，就算流氓有盖世武功也斗不过警械子弹，顶多可能对个体权益造成肇害，觊觎对群体利益甚或社稷安危构成大患门都没有。曾有媒体评出“中国十大黑老大排行榜”，上榜者均为舞刀弄棒为害一方恶贯满盈的流氓恶棍，但他们侵害对象大抵均为个体利益，而且“黑老大”坐得再大，也未能幸免“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必然宿命。绰号“大富豪”、有“世纪悍匪”之称的香港“黑老大”张子强，曾策划绑架华人首富李嘉诚长子等惊天大案，犯罪所得金额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然而，终局仍未躲过“开枪为他送行”的劫数报应。

　　荣登“中国史上十大乱政太监排行榜”的明朝太监王振，虽少时满腹经纶，但考官入仕背运，遂自阉进宫做了太监。及至英宗皇帝继位，王流氓本性暴发，结党营私无恶不作，陷害滥杀朝廷谠臣。待蒙古瓦剌部入侵时，终酿成全军覆没皇帝被俘自己被杀的悲剧。卓别林在《大独裁者》中饰演歇斯底里的小胡子流氓，其实就是当时窃国大盗希特勒的真实写照。想当年，这厮也是穷凶极恶的地痞无赖，凭借其纳粹主义歪理邪说洗脑蛊惑，竟然被奉上了万民拥戴效忠的神坛。一个纳粹小流氓，居然能将整个德意志驯化为杀人不眨眼的战争机器，足见文化流氓一旦坐成大独裁者，带来的可能就是纳粹式的生灵涂炭和人亡政息。

　　鲁迅曾如是定义文化流氓：“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对此类流氓，先生骂得殊为痛快：“我宁愿向泼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样活力的文人打绷。”先生一生骂过无数人，大概骂得最狠的，莫过于一位文化名人，被他诅为“才子加珂罗茨基(流氓痞棍)”。作为文人与痞子交媾的杂种，文痞即文化流氓。“十年浩劫”时期，被“当代最著名文痞”姚文元笔攻的文坛巨匠非死即残，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用笔杀人的“大屠夫”。当下，一些堕落为“砖家”“叫兽”“学贼”的公知，之所以不惮侮辱公众智商强奸公共利益，动辄抛出“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房价越高对穷人越有利”“房价越低城市越丢人”“买房就是爱国”“控烟就是卖国”“制止空气污染要向人民征收呼吸费”“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之类“精英雷语”，说白了，无非是为了藉以迎合讨好权贵乞讨功名利禄报偿。剥下他们“皇帝的新装”，完全切合鲁迅先生“没有做强盗的危险却有做强盗的收益”的流氓定义。

　　二战时的德国，大部分教授公开表态支持纳粹政府，大师级哲学家海德格尔恬不知耻地舔菊：“任何教条和思想，将不再是你们生活的法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他，才是德国现在和未来的现实中的法则。”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臭名昭著的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在纳粹宣传部长任上时，以铁腕捍卫希特勒法西斯政权，将擅长鼓噪煽动的“三寸不烂之舌”发挥到极致，被后人讥为洗脑的“宣传天才”“纳粹喉舌”“创造希特勒的人”。他被希特勒任命为宣传部长后作的首孽，便是将纳粹党所列禁书焚毁，开启对德国媒体、艺术、信息的极权控制。虽然希特勒自杀前任命戈氐为总理，但纳粹气数已尽，希特勒自杀不久，他便毒死6个孩子后与妻子自杀陪葬。难怪爱因斯坦激愤痛斥：“德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来看——他们的行为并不见得比暴徒好多少。”思想知识界放弃、逃逸、沉沦、堕落为文化流氓，带给一个民族的是灭顶之灾。

　　网上曾流传这样一个段子：某男入室盗窃刚进屋，女主人就回来了。他躲到床下被发现报警，拒捕出逃后被擒。其情形依法应定入室抢劫罪，至少应判刑十年。后来他找到某律师，咨询了盗窃罪、抢劫罪、强奸罪的定罪量刑，随即改口供称入室图谋强奸。因强奸罪量刑无关是否入室，初审定强奸未遂罪被判三年。再后来，这小子找到某刑法博士得到教唆：你应交代正欲实施强奸时，发现该女奇丑无比便放弃逃跑了，这样就可认定强奸中止，因无损害后果可免于刑处。最后，他找到一位刑法学博士后被面授机宜：你就说看上了这家男主人，想强暴他没想到女主人先回来了。因为刑法未对强奸同性定罪，这小子二审被无罪释放。流氓有文化到底有多可怕，流氓文化程度与危害结果正相关，由此“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文化比武功更具杀伤力，流氓其实比旁人更有“文化自觉”。张子强出名的另一看点，就是他精通并善钻香港法律空子，几乎每次犯事都让警方拿他没辙。早被处决的东北黑老大刘某，也算得上是位“文化流氓”，他不仅买通高官充当“保护伞”，还弄到集团董事长、市人大代表等“顶戴花翎”。一些混进政界的流氓，没念过几天书也能弄个“大学博导”，前铁道部高官张某索贿2300万元“参评院士”。贵州“青龙帮”老大赵某，长期实施打、砸、抢、强奸、杀人等犯罪勾当，初中文化的他每天坚持读《人民日报》和当地报纸，研判“打黑”形势以躲风避险。流氓有文化的高危风险，不仅在于其破坏性更大，更在于催生流氓基因繁殖变异。

　　街头地痞无赖明火执仗寻衅滋事就算会点拳脚，究竟只是不堪一击的小混混;幕后与文化勾肩搭背同公权力交媾的衣冠禽兽，才是最难对付的大流氓。小混混们做流氓，顶多只为混口饭吃;大流氓们的胃口，则必欲掠天下之财据为己有，劫天下之色尽为己享，愚天下之民悉为己用。制服有武功的流氓，仅凭身手拳脚足矣;对付有文化的流氓，则全靠民主法治发力。

　　（陈庆贵，江苏扬州人，供职税务机关，高级职称，扬州市杂文学会会长。1984年发表作品，散见《人民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杂文报》《杂文月刊》《经典杂文》《杂文选刊》，香港《大公报》《信报》，美国《侨报》等境内外数百家媒体。曾获各类奖项数十次，其中，全国评论、杂文奖16次，杂文《痛打“狗心理”》获首届全国鲁迅杂文奖金奖，三文分获2013、2014、2015年江苏省报纸副刊杂文一等奖。多篇作品入选全国杂文年选，已出版个人杂文集四部，创作成就、自传入书《中国当代杂文家》《走近杂文家》。）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