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转型期特异世相，“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并不会因为什么人讳言而隐藏，也不会因为什么人不屑而退避，更不会因为什么人抵制而消弭。可以说，只要有人“有肉吃”有人“没肉吃”，抑或“分肉不公”“肉不安全”等客观存在，“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会如影随形，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中有句名言：“存在即合理。”就积极视角观照，“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可谓社会进步开明产物。设若说，“有肉吃”须当以解决温饱为前提，那么，“能骂娘”就得赖言论自由来保障。法国作家博马舍说过：“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公民有赞美政府的自由，也有批评政府的自由，此乃民主法治社会常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固然让有些人不爽，但与“端起碗来吃糠，放下筷子赞娘”，抑或“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必须谢娘”相比，好歹也是文明理性进步。有人接受“吃肉”并非政府恩赐施舍理念，换言之，非但“有肉吃”可以无需对政府感恩戴德，而且“无肉吃”或“吃不好肉”还可以臧否政府，恰恰折射了国人公民意识觉醒和权利意识发育。还应看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生物自然属性。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有多层次需要，不仅有生理、安全等低层次物质需要，还有归属与爱、得到尊重、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精神需要，并且这些需要呈现由低到高的发展变化趋势。据此，“吃肉”满足的仅仅是人最低层次的需要，如若其他更高层次需要未能得到持续动态满足，人就会产生基于内生自然反应的不满和怨气，“骂娘”便是其诉诸感官的机体动作形态之一。

　　亚当斯公平理论认为，人对收入满意程度能影响其行为方式，收入满意程度取决于社会比较过程，一个人不仅关心自己绝对收入多寡，而且关心相对收入多寡。每个人都会把自己付出劳动及所得报酬与他人进行社会比较，亦会把自己现在付出劳动及所得报酬与自己过去进行历史比较。个体需要保持分配公平感，当其发现自己收支比例与他人、现在收支比例与过去相等时，就会认为公平合理而感到心情舒畅;反之，就会产生不公平感导致内心不满而“骂娘”。抽象归纳起来，“骂娘”无非两类：一类是“吃到了肉”，但感觉本应“吃到更多、更好、更安全的肉”;再一类是别人“有肉吃”自己“还没吃上肉”。“骂娘”诱因一样，都是宣泄对社会不公不满的胸中块垒。体制内和既得利益中的“骂娘”多为第一类，无论他们如何“骂”，好歹还能“端起碗来吃肉”，庶几不出为“肉多嫌肥”“吃饱了撑的”而“骂”，顶多一“骂”了之“骂”后少虞;相形之下，第二类“骂娘”者，则多属被现代社会边缘、生活于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虽有“未能吃上肉”和“吃了上顿没下顿”分野，却罕闻“骂娘”声。他们中大多数人为了生计，或夜以继日摆摊设点，或风雨兼程捡拾破烂，或哭哭啼啼沿街乞讨……虽然穷困潦倒程度不同，但一样穷得连“放下筷子骂娘”的时间也没有。

　　让所有社会成员都能“端起碗来吃肉”，乃现代政府的存在理由和公共责任;民众可以自由“放下筷子骂娘”，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既然藉以提质经济发展、完善分配制度、加快脱贫攻坚，缩小收入差距、健全社会保障等善治良策，可以让更多社会成员“端起碗来吃肉”，让“放下筷子骂娘”者愈来愈少，就不怕有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只怕有人为了能“端起碗来吃肉”，连“放下筷子骂娘”的时间也没有。由是，假若一时半会尚无力让所有人都能“端起碗来吃肉”，甚至“吃到更多、更好、更安全的肉”，当务之急，至少得先为“吃不上肉”“吃不长肉”者，创造“放下筷子骂娘”的时间和机会。因为，忽略前者，充其量可能影响大家能否“吃好肉”;漠视后者，则有可能影响大家能否“吃安肉”。

　　孔子《论语•季氏第十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古今中外前车之鉴一再昭示世人，贫富分化严重均为引发社会问题的共性诱因。美国社会学家墨顿洞悉：“一个社会只是贫穷或者只是富裕均不产生犯罪，但一个社会贫富差别悬殊就会产生大量犯罪。”作为衡量社会贫富差距指标的基尼系数，国际公认超过0.4警戒线，就容易出现低收入人群不满和犯罪率上升等社会问题。中国官方公布2012年到2017年基尼系数分别为：0.474、0.473、0.469、0.462、0.465、0.467，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7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3046万。

　　对既得利益者而言，“放下筷子骂娘”可能纯粹出于情绪宣泄，毕竟他们还能“端起碗来吃肉”;对居于社会底层、挣扎在极端环境下的边缘弱势群体而言，“端起碗来没肉吃”复加“放下筷子骂娘”没时间，其“相对剥夺感”就会愈加强烈。设若任由不满情绪长期积蓄而得不到缓解释放，就有可能滋生仇恨扭曲心理，当个别人感到万念俱灰彻底绝望时，就有可能爆发以极端手段报复社会的犯罪风险。英国作家王尔德早就在《狱中记》中警告：“饥饿和无知是现代罪行的双亲。”反思一下，类似惨痛案例和深刻教训，这些年来发生得还少吗?相关官员究竟长了多少记性?全社会到底对他们倾注了多少实质性关怀?

　　（陈庆贵，江苏扬州人，供职税务机关，高级职称，扬州市杂文学会会长。1984年发表作品，散见《人民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杂文报》《杂文月刊》《经典杂文》《杂文选刊》，香港《大公报》《信报》，美国《侨报》等境内外数百家媒体。曾获各类奖项数十次，其中，全国评论、杂文奖16次，杂文《痛打“狗心理”》获首届全国鲁迅杂文奖金奖，三文分获2013、2014、2015年江苏省报纸副刊杂文一等奖。多篇作品入选全国杂文年选，已出版个人杂文集四部，创作成就、自传入书《中国当代杂文家》《走近杂文家》。）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