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整整40年。在庆贺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得回眸一下所经历的崎岖而艰辛的路途。中外合资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壮大足以窥其一斑。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下，我国中外合资企业应运而生。然而，由于“左”的思潮遗绪尚存，对在华夏大地建立由外资入股、参资的企业并未取得一致认识，几乎每一个大的项目、每一个没有先例的举措，都意想不到地毁誉交织，频频受阻。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福日公司)的诞生就是一个显例。

　　享有中央赋予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福建省，对外开放后即与日本日立公司探讨合资兴办一家电视机总装厂的可行性，且进展迅速：1980年12月签订合同，1981年6月，总投资240万美元的福日公司即试投产。对福建而言，仅以原电子设备厂的厂房和设备作价入股，没有花现汇，就建起了两条能够装配出世界先进水平的电视机生产线。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视察后，为之振奋，称赞说：“这是一道让人心动的风景!”

　　然而，在当初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尽管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发展、国民的幸福，但对改革开放政策仍有不同认识，尤其是对中外合资企业更是引发诸多是非之争，福日公司便自然首当其冲。从高层到地方都有不同声音，这无疑给福日公司乃至福建省委带来巨大压力。这些压力或来自同一行业的，如当地有一家竞争不过福日公司的电视机厂，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地攻击这个横空出世的同行，向有关部门“告状”;或来自企业界的非议，说是“冲击了民族工业”;更有甚者，这个压力还来自高层，如1982年3月14日，一位国务院分管领导在《目前在利用外资方面一些散乱现象》一文上的批示，直接斥责福日公司“问题严重，是一个殖民地性质的厂子”。

　　难能可贵的是，在众说纷纭之际，福日公司得到了福建省委的鼎力支持，特别是省委书记项南排众议、顶逆风、勇探险、解难题，使得这家中外合资企业顺利进展。他在《福日公司调查报告》上明确批示：“在我们缺乏资金和技术，又有多余劳力的情况下，只要不损害国家主权，不冲击民族工业，采取双方互利的合资经营方式，是正确的，不应该犹豫和动摇的。”

　　有关福日公司各持一端的争论，引起了时任总书记胡耀邦的关注。1982年11月，他风尘仆仆来到福建视察，专门就这场争论发表了讲话，认为：“福日公司是中日经济合作的一个‘风球’，以此可以观测中国对外开放是收还是放，能否坚持下去。即使吃亏，也要继续坚持办好。”胡耀邦特别要求随他入闽视察的中央有关部门同志多留几天，以帮助福日公司解决面临的一些困难。

　　胡耀邦把福日公司视为一个“风球”，其实，它不止是对中日经济合作起着测试的作用，对整个改革开放的走势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倘若把刚建立的福日公司关闭了，那不仅是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夭折，更是意味着改革开放这一国策的受阻、国民经济发展的倒退!实践证明：这个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是办得成功的：职工人数不到国内同类企业的1/3，而劳动生产率却高2倍多，19个月上缴税利为中方投资额的21倍，产品质量可与日立牌同类产品相媲美。1986年，福日公司出口量为6万台(是前5年的总和);1988年首次突破原来的38万台设计规模，经济效益雄踞福建省50家大型企业之首。

　　2017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改革者撑腰》的评论，热情赞誉了福日公司这一观测改革开放态势、具有划时代标志的“风球”，更是高度评价了当年高瞻远瞩、气魄非凡的“改革开放的大将”，这段经历将彪炳共和国史册!

　　2018.7.31

　　（作者简介：沈栖，笔名凡夫、聿飞，1951年生，主任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杂文家，先后出版有杂文集《世相纵论》《明天的废话》《实话直说》《告别“社会病态”说谎》《一个公民的闲话》《无花的蔷薇》《边看边说》《余墨谈屑》。）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