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后，我国又开展了一场全民爱国卫生运动。这虽不是政治运动，却也不乏政治色彩，起码把讲卫生提升到爱国的高度，就足以让邋遢人注意自己的政治立场了。为了加强领导从上至下层层落实，各级政府都成立了专职的“爱委会”。“爱委会”有项主要工作是“除四害”，即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为何把它们列为“四害”?大约是给人划了右派分子，动物界也得仿而效之排个队吧。

　　这个排队失之简单，仅仅粗分了益虫害虫益鸟害鸟，非黑即白，没有中间阶层。蚊子是赤裸裸的吸血鬼，老鼠也是以吃粮为生的剥削者，苍蝇虽与人争食不多，但它一颗屎可以坏一锅粥，是个十足的坏分子。它们还传播疾病，可谓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唯麻雀仅喜欢吃粮食，那时把吃饭看得比天大，划成坏蛋似有点牵强。

　　论吃粮食，斑鸠、鸽子比麻雀的食量大得多。它们跟鸡一样会刨食，可以把地里播的种子吃得所剩无几。播种者为此大伤脑筋，不得不给种子拌上毒药。因而我们不时看到被毒死的斑鸠，麻雀却因为刨食能力差而幸免于难。

　　麻雀被纳入“四害”未经“全民公决”。给它贴上这个标签，可能还有如下因素：一不如鹦鹉、孔雀长得漂亮;二不如云雀、黄鹂美声怡人;三喜好呼朋引类成群结党;四是不怕人，连家都安在人们的屋檐下或墙洞里。此外“四”“事”同音，令人忌讳“四”字。这种情感也传染到阶级斗争领域，如给国民党罗列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土改后的阶级敌人主要是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党内搞路线斗争也动辄揪出四个人一伙——庐山上的彭黄张周，“文革”期间的刘邓陶王、彭罗陆杨，直到后来的四人帮。除四害时若只列三害，抑或有违惯例才把麻雀拉来凑数吧。

　　除四害虽是爱国卫生运动中的一项小运动，却是全国性的群众运动，规模并不小。灭苍蝇的蚊拍差不多人手一个，有金属网质的(那时塑料很少)，也有用一块纸板钻几个眼夹上竹片做的。对苍蝇和蚊子还有喷药的“专政措施”。对老鼠更不客气，既投毒又安放捕鼠夹还掏老窝。凡被歼灭的老鼠都要剪下尾巴集中上交，以便统计战果。

　　声势最为浩大的是打麻雀。麻雀很狡猾，它常在人们眼前晃来晃去，要抓住它却很难。你若投毒，它们只上几次当就学乖了。它们的机动能力强，活动空间大，真难制服。怎奈人是高等动物，马上就出台了全民皆兵的妙招：从工厂、机关、学校到农村，全体出动，晚上在麻雀归巢时敲锣打鼓，没有锣鼓的敲面盆、瓷碗……，还放鞭炮。总之动员了举国之力，大张旗鼓轰轰烈烈，闹腾得麻雀四处乱窜。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受不了惊吓的都肝胆俱裂而死。地下的锣鼓轮班不停，剩下的麻雀饿着肚子飞来飞去，无处歇息安身，最后累得撑不住，也接二连三地掉下来一命呜呼了。

　　打麻雀、灭老鼠的战绩史无前例，却并未减轻多少粮食负担。接踵而来的三年，我们反而跟麻雀一样饱尝了挨饿的滋味。农业生产也遇到了更大的麻烦，蓟马、稻飞虱、蝗虫之类危害庄稼之烈远远超过麻雀，有时闹得颗粒无收。连辛辛苦苦栽培起来的松树林也被松毛虫吃得像火烧过一般，只剩下黑黢黢的光树干。对这些害虫施用农药既污染环境又增加成本，还不能根治——因为它们一经适应就产生了抗药性。直到1960年才想起吃这些害虫的麻雀，于是“四害”被重新确定为老鼠、蟑螂、苍蝇、蚊子，麻雀才像摘帽右派一样，政治待遇有所改善。

　　彻底为麻雀平反昭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人们明白了生态环境要保持平衡。麻雀是捕食害虫的能手，理当成为人类的功臣。它们啄食的多是残羹剩饭和收割庄稼后的遗漏，哪有家禽家畜消耗的饲料多!

　　除四害基本劳而无功——老鼠一公一母、三年二百五，苍蝇蚊子的繁殖能力更厉害。反倒是竭力保护的熊猫、藏羚羊等却濒于灭绝。原来最好的保护办法莫过于维护生态平衡，四害也只能靠其天敌来对付。伟人预言共产主义还会有左中右，四害作为食物链的一环焉能或缺。

　　2018/8/23于上海南箐园

　　（作者系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刘项还是要读书》获第四届“克权杂文奖”一等奖，杂文《贪腐的起点》获第三届“克权杂文奖”三等奖）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