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公认汉字难认难写难记。毛泽东访苏时曾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怎么办?”斯大林说：“你们是一个大国，应该有自己的文字。”1954年，中国正式成立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由吴玉章任主任。

　　1956年，文改会公布了一批简化汉字。以前，郁闷的“郁”字用放大镜也难得数清有多少笔，少说有30笔，委实郁闷。“弯”字比原来减少了11笔，形状仍像一个弯。划算的“划”只有6笔了，少写8笔真划算。“马”字由9笔减至3笔，尽管少了4条腿，跑起来更显一骑绝尘。

　　文改会还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研究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研究了3年未如意。吴玉章建议还是采用拉丁字母拼音比较方便。拉丁字母在技术方面的优点很多，它的社会性流动性最强最大。1958年秋，文改会正式颁布《汉语拼音方案》并立即推行。从此，认识了26个拉丁字母就可查字典，比以往用反切和罗马式拼音简便多了。

　　这一来大大降低了汉字学习和书写记忆的难度，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扫盲运动。但台湾和香港却抱着门户之见，极力反对大陆的文字改革，大约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定式思维作祟吧。

　　文改会的宿将基本都是学术权威，“文革”中难免与“反动”挂钩受批判。批判的内容主要是反对汉语拼音，说拉丁字母是帝国主义的东西，殊不知拉丁字母问世时还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此事闹到国务院，周总理才一锤定音：“《新华字典》还是要注音，还是用原来的《汉语拼音方案》。”

　　还有人批判汉字不该简化，又有说汉字简化得不够的。说简化得不够的最后占了上风。他们煞费苦心，把社会上胡乱简化的一些字收集来，整理成了一个新的简化字方案。因收集整理的工作量颇大，《第二次简化字方案(草案)》直到1977年才见报。这个方案中，“蜈蚣”“方圆”“鸡蛋”分别简化成“吴公”“方元”“鸡旦”……闹得人一头雾水啼笑皆非，当即遭到了绝大多数人反对。台湾更是借机大肆嘲弄文字改革，大肆批判共产党。1986年，国务院宣布废止此草案。

　　“文革”中的这次波折实乃阶级斗争的偏见所致。

　　汉字改革在大陆推广后，却因国门紧闭只能自产自销。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点名邀请中国某文字专家出席相关会议，却因专家尚关在牛棚而未告知。国际上有个规模仅次于联合国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中国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占据，1979年大陆才首次出席它的会议。1981年，大陆第一次主办了ISO的学术会议，在会上提出通过了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国际标准。会后还要送到许多国家经过国际通信投票确认，美国英国台湾都投了反对票，但由于3/4以上的国家赞成，他们只好尊重民主程序。

　　《汉语拼音方案》虽已成为国际标准，但海外华人仍未普遍使用，这时皇帝不急太监急了。美国有个国际机构叫“东西方中心”，经常跟夏威夷大学联合召开一个“华语现代化国际会议”，以往主要研究中国大陆以外的汉语问题。1983年9月，他们再次开会，邀请大陆的几位文字专家出席。会上大陆学者介绍《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汉字;台湾陈述了不同意见。新加坡则说简化汉字有好处，《汉语拼音方案》比其他方案都好，华语的根子在中国，政治可以改变，语言不能轻易变化，所以我们要跟大陆走。

　　国际学术会议向来不做结论，与会者都希望中国内地与台湾、香港、新加坡等把华语的规范提高一点。这次会议对台湾影响很大，他们认识到汉语拼音已成为国际标准，并连同简化汉字被联合国及大部分华人地区采用，自己的国语罗马字和注音符号推广不开了。1986年，台湾经过3年修改后公布了“注音符号第二式”。这个“第二式”与《汉语拼音方案》非常接近，但由于政治原因，他们不能完全采用《汉语拼音方案》，实属遗憾。

　　汉字改革的一波三折表明：

　　1.干任何事情都要摒弃门户之见，切莫感情用事，服从真理才是理性的选择。

　　2.加强沟通很重要。倘若我们不走出去，《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汉字或许还关在家里自说自话哩。

　　2018/9/3于上海南箐园

　　（作者系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刘项还是要读书》获第四届“克权杂文奖”一等奖，杂文《贪腐的起点》获第三届“克权杂文奖”三等奖）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