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上有著名的宋氏三姐妹，曾随同丈夫牵动过国家的命运。还有四个姐妹也颇有名声，世称“合肥四姐妹”，也受过良好的教育，其命运却被国家牵动着。她们的曾祖父张树声是清朝的淮军头领，跟随李鸿章打过“长毛”，获胜后得以起家，官至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她们的父亲系中学教员，育有10个子女，4个大的是女孩，后面的全是男丁。旧时的娱乐器具“牌九”里有一张“人”牌，上面4个红点，下面6个黑点，与张家姐弟的情形有点相仿。

　　四姐妹中的大姐张元和是大夏大学的校花，上海的画报、小报上经常刊登她的消息，但不同于今天的明星绯闻。她爱好昆曲，因在江苏海门担任中学校长和农场的董事误了婚事，才跟著名昆曲小生顾传玠结婚。社会上都惋惜她嫁了个低人一等的戏子。她却青春无悔，于1972年移居美国旧金山，以研究昆曲为乐。

　　老三叫张兆和，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被著名小说家沈从文苦追，还惊动了校长胡适，结果终成眷属。解放后沈从文基本搁笔，默默无闻了。

　　四妹张充和嫁给了德国血统的犹太人傅汉思。他精于汉学，是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字系教授。美国历史学教授维克特就是他的学生。维克特曾经采访江青为其作传，被香港胡编的《红都女皇》以假乱真了。据维克特介绍，江青并没有说什么出格的话，对中国也没有什么损害。

　　排行第二的张允和结婚最早，1933年就嫁给了后来成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她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还去美国读过赵元任的语言学，回国后在上海有名的光华中学做高中历史教师。她发现历史教科书中有很多错误和问题，写信反映到《人民日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历史编辑室看到了她的意见，希望她到北京来工作。出版社的社长叶圣陶是她父亲的老同事，也欢迎她调去。她便兴冲冲地到了北京。

　　没料到一来就碰上了“三反五反”运动，她祖上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本人与丈夫都有海外经历，自然被当成了“大老虎”。要她交代“反革命”问题时，除了祖上的反动罪行外，她实在讲不出新东西。孤身一人在北京辗转反侧生了病，领导只好让她回家养病。运动结束后证明她什么问题也没有，要她回单位上班。她却对政治运动心生恐惧，干脆长期请假养病不去了。自1952年离职后，她自称“家庭妇女”在家中相夫教子，悠哉游哉地欣赏昆曲。1956——1964年，她曾担任北京昆曲研习班联络小组组长，那是没有收入的业余工作，属于义务性质，因此，也不是运动对象。她晚年时还办了家庭刊物《水》，著有《最后的闺秀》《昆曲日记》等书。

　　以张允和的家庭出身背景和本人经历及诸多海外关系，在“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大抵在劫难逃。她侥幸躲过这一劫，还得感谢“三反五反”提前打了预防针，让她及早当上了“家庭妇女”。“家庭妇女”即普通居民，跟农民一样自劳自食，不要公家的一文俸禄，谁还与之较真?

　　晋朝的陶渊明，看不惯官场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干脆屁股一拍，老子“不为五斗米折腰”，搁挑子回家种田去。在乡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现在“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能够“复得返自然”“但使愿无违”，亦算人生一大幸事。

　　长期研究乡村建设的梁漱溟先生曾为农民抱不平：“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却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农民和居民毕生都要从事劳作，连退休养老的资格也没有。我们高谈劳动光荣时，又把劳动看作一种改造人的手段——被划为阶级敌人者，多半要革职回原籍，“原籍”便是原来居住的农村或街道。“文革”中住牛棚的人尚且有微薄的工资或生活费，农民和居民则不敢奢望。因而一旦当上农民或居民，就再也没人同你过不去。已经是个破罐子，还摔之何益?

　　农民和居民的身份与居所反倒成了政治风浪频发的避风港，张允和借此安度了一生，这也算“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吧!

　　2018/9/5于上海南箐园

　　（作者系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贪腐的起点》获第三届“克权杂文奖”三等奖）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