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能否“论定”，“论定”之后又能否作数，委实是个问题。

　　1142年，宋高宗为与金国议和偏安一隅稳坐皇位，亲自颁旨以“谋反”之罪“赐死”岳飞。主审官何铸向秦桧申明岳飞无罪，秦桧却说：“此上(高宗)意也!”韩世忠质问岳飞有何罪，秦桧回答“莫须有”。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竭力为岳飞辩诬均遭罢免。布衣刘允升上书为岳飞申冤被处死。“盖棺论定”的话语权掌握在皇上之口，“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可怜岳飞一心直捣黄龙洗雪靖康耻，迎回“二圣”“重头收拾旧山河”，没想“二圣”归来高宗的位置朝哪摆?这也确有颠覆皇位之嫌。直到1162年，“二圣”已经屈死异国他乡，宋理宗即位后才为岳飞平反昭雪。日后皇上又换了几茬，才相继为岳飞追赠谥号“武穆”，追封为鄂王，后又改谥“忠武”。一个忠臣良将“盖棺”20余年后方才得到了公正的“论定”。

　　明朝的袁崇焕更为不幸。他一向戍边有功，令敌军闻风丧胆。1629年，后金兵长驱直入围攻京师，崇祯皇帝惊恐万分，敕令各镇兵马赴京勤王。袁崇焕未得诏令之前，即率兵驰赴勤王，打得敌军死伤甚众被迫后撤。崇祯极为高兴，“温旨褒勉，发帑金犒将士，令尽统帅诸道援军”。败退的皇太极不甘失败，急欲杀死袁崇焕以解心头之恨，遂通过俘获的明朝太监行使反间计。多疑的崇祯竟听信谗言，把袁崇焕当做内奸囚禁入狱。敌军彻底败走后，崇祯心里也明白了袁崇焕实属冤枉，但已有金口玉言在先，岂能轻易更改，只好一错到底将袁崇焕磔于西市。袁崇焕死得极为惨烈，京师百姓确信皇上所言袁崇焕“召敌入京”“献地讲和”，对其恨入骨髓，纷纷“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是也”。亲睹其惨状的夏复苏说：“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这可以算作举国一致的“盖棺论定”了。

　　袁崇焕死后，明朝“边事益无人”，崇祯自毁长城国破身亡。152年以后，清朝乾隆皇帝正式为袁崇焕平反：“昨批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暗，不能磬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自此，袁崇焕才卸下卖国贼的枷锁，登上了民族英雄的祭坛。

　　类似的“盖棺论定”被重新“论定”的还有不少。

　　文革中，刘少奇惨遭迫害后的“盖棺论定”是“叛徒、内奸、工贼、卖国贼和头号走资派”;彭德怀屈死以后的“盖棺论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有“里通外国(苏修)”之嫌;寿终正寝的康生则收获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光荣的反修战士”之殊荣。十年浩劫过后，刘少奇、彭德怀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终获公正评价;佞臣康生则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可见，有时“盖棺”之后的“论定”不一定作数，只有历史才能做出公平公正的最后“论定”。有些人物在短时间内难以“论定”，尚需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波涛冲击洗刷，方能大白于天下。

　　秦始皇的棺材业已盖上了两千多年，对其功过是非依然争议不休。有人赞他雄才大略、一统华夏，是千古一帝。但夏商周时期，华夏本来就是一统，只不过没有实行中央集权而已。而现代国家中，没有实行中央集权的也为数众多。秦始皇在统一后实施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也确实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受人非议的是他在统一战争中涂炭生灵，虎狼之师所到之处，百姓避之唯恐不及。尤为暴虐的是成千上万的坑杀降卒，惨酷无比。及至万宇归一，他又焚书坑儒，实行思想文化专制;加重赋税，频征徭役，令天下苍生苦不堪言。由此，陈胜一个戍卒发难就天下云集响应，让这个庞大帝国短命崩溃了。

　　至今对秦始皇的“论定”各执一词：站在帝王的立场上颂其为伟人，黎民这边则骂他是暴君。要给他贴一个好坏标签的确很难，有些功过互为张本，实难厘清，只有留待历史去“盖棺论定”了。

　　2019/1/3于洈水河畔

　　（作者简介：唐汇寅，男，生于1950年，大专文化。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刘项还是要读书》获第四届“克权杂文奖”一等奖，杂文《贪腐的起点》获第三届“克权杂文奖”三等奖。）

　　编辑：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