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霸座”古已有之。

　　诚然，古代没有高铁，没有汽车和火车，道路和车马、轿子还是少不了的。道路分为官道和乡村小道;轿子有二人抬的滑竿、小轿，还有八抬大轿;车骑则有单马拉车和驷马难追之车;最高档次的是龙舆凤辇。等级森严，各就各位，休想随便霸座。升斗小民想坐龙舆凤辇和八抬大轿，无异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皇上和官员们无须霸座，却需要“霸道”——他们出行都是御林军或者衙役在前面鸣锣开道，前方的军民人等一律都得靠边站，退避三舍，让皇上和官员先走。今天的“霸道”牌汽车或许就是为了独霸市场才设计这么个商标吧。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凭什么他们要独占道路呢?无非不如此不足以彰显其特权和威风，所谓“八面威风”是也。

　　走进新时代后，我国曾经在小学生课本上讲过一个《列宁理发的故事》。话说列宁去理发，看到很多人在那儿排队，他也自觉地排在了队伍后面。其他人考虑到列宁同志日理万机，有意让他在前面先理，但列宁坚持不插队上前。万恶的封建社会在我国已经被推翻了一个世纪，残存的封建意识却还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有些官员依然喜欢警车开道、让我优先。而且，这种“让领导先走”(克拉玛依大火中的新表述——可能是由苏联影片《列宁在1918》中的台词“让列宁同志先走”演化而来)的意识深入到了好多人的骨髓里。武汉大学的校长和老教授被省长的随从霸占了列车铺位，居然只能忍气吞声。一旦向外张扬、见诸报端就谓之泄露机密，有损了领导的光辉形象，随后便绳之以“处理”。“处理”是一种更为科学的处分方式，犹如对问题官员的明升暗降，让你有苦难言。

　　按照新时代的等级划分定位，武汉大学的校长与省长的级别不相上下，无奈封建社会给读书人的排序大家记忆犹新：九儒十丐——不过名列丐帮之前而已。所以，有位博士在高铁上霸座后，马上招来了群情激愤，在“老九”的称呼之前冠以“臭”字，被大家臭骂开了。在众人纷纷口诛之时，杂文家们也不甘落后，奋起进行了笔伐。有的杂文作者尚能鞭辟入里，但多数口诛笔伐只停留于道德谴责。可惜这样的谴责于事无补，随后就出现了“霸座大婶”和“霸座女”，连某外籍女士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样学样地入乡随俗了。她们给了众多口诛笔伐者一记响亮的耳光：你们喷你们的口水，我行我素，奈我若何!

　　著名杂文家任蒙先生有言：“杂文最重要的东西，不在文章自身如何，而在于它批评问题的深度。”(《杂文月刊》2005年第12期扉页《关于杂文的断想》)群众只做道德谴责情有可原，杂文家们则应该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否则，就“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领袖语录)了。稍微动一下脑子就能明白，“霸道”与“霸座”均系等级制度、特权思想和有法不依的人治意识在作祟。杂文的笔触如果不敢触及这一层次，未免有失锋芒、钝化了杂文家的“投枪匕首”形象。

　　杂文家即便不能像鲁迅先生那样成为思想家，至少也应该成为罗丹的雕塑，当一个冷静的“思考者”吧。不能“心事浩茫连广宇”，何来“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语)。杂文家不同于普通群众之处，在于将速朽的口头语言形成了书面文字(包括微信博文)，流传范围更为广泛，流传时间也更加久远，说不定就会成为不朽的华章。

　　不过，纵令杂文家能够妙笔生花、刺刀见红，他也只能君子动口不动手。真正要解决“霸道”与“霸座”的问题，还得靠执纪执法者的一视同仁和铁面无情。在执纪执法者尚未作为之前，杂文家唯有学一学啼晓的雄鸡，发一声呐喊唤醒梦中人。仅此而已，岂有他哉。设若无此，杂文还有何用?

　　2018/12/24于松滋城市快捷酒店

　　（作者唐汇寅，男，生于1950年，大专文化。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刘项还是要读书》获第四届“克权杂文奖”一等奖，杂文《贪腐的起点》获第三届“克权杂文奖”三等奖。）

　　编辑：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