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宋神宗的宰相，张居正任明神宗的首辅，两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们当政前，国家都处于财政困乏、危机四伏的暗流之中。

　　王安石变法始终遭到众多权臣的反对，但宋神宗不为所动，放手让他推行新法。新法惠及了黎民百姓，充盈了国库，平息了边患。宋神宗看清了变法的好处，王安石辞职后，他依然奉行新法。但他驾崩后，因变法触动了权势阶层的利益，守旧派得势立马废止了新法。北宋王朝也开始走上了下坡路，40年后丢掉了半壁江山。

　　明朝不设宰相，首辅名义上只是个秘书长，但与皇上过从之密胜过宰相，其权力也就不似宰相胜似宰相了。张居正辅助的皇上才满10岁，其母又是宫娥出身的小农之女，母子俩对张首辅言听计从。他从整顿吏治入手，其力作为考成法，即严格考核官吏的政绩和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考成法消除了光打雷不下雨、以公文贯彻公文的官场陋习;解决了大地主逃避赋税科役的问题，开辟了财源;解决了官吏吃拿卡要的四风问题，节省了开支;解决了官吏尸位素餐的问题，提高了效率。张居正主政5年后，国家安定，太仓粟可支10年，太仆寺积金400余万，东北边境的威胁也解除了。

　　这年六月，张的父亲病重，适逢皇上要筹办大婚，他无暇回家探望。九月张父病故，按规定官员遇到承重祖父母、亲父母的丧事，必须解职回家守制27个月，期满再复职。前朝皇帝还下令：“凡官吏匿丧者，俱发原籍为民。”张居正虽也奏请回家丁忧，经神宗母子一挽留便乐得留任了。次年三月皇上大婚完毕，他才请假回家葬父，从北京到江陵坐着32人抬的大轿，前呼后拥，赫赫煊煊，沿途府县跪拜迎送不暇。

　　张居正出身卑微，祖父是明宗室辽王府的护卫，父亲屡试不第没尝过当官的滋味。如今他居于万人之上，自有显赫炫耀之意。也许他的父辈一直把辽王当做人生标杆，所以辽王因故被废黜后，他们立即将其府第据为己有。他在京城严格自律，奈何各地官员们“曲线救国”将贿赂送到江陵，张父也来者不拒一一笑纳，惹得御史门生弹劾他“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明朝坚持大力反腐，监察权高于一切，却前腐后继、络绎不绝。此时，神宗有赖于张首辅，反将弹劾的人进行了廷杖和革职。

　　神宗18岁时，张居正上疏归政乞休。神宗的母亲却对儿子说：“待辅尔到30岁，那时再做商量。”神宗想当家还得等12年啊!幸而没等上两年张居正就病故，神宗当了10年儿皇帝终于可以自作主张了。

　　张居正去世仅9个月，神宗便夺去了他的职务和谥号，取消了考成法，恢复了被他裁汰的冗官，陆续废止了他制定的一切制度。接着又下令查抄其家产，抄出黄金万余两、白银10万余两。首辅严嵩被抄家时“得银200万两以上”，接近于国家一年的总收入，故抄家者对张家的战果仍不满足，遂严刑拷问其家人。张居正的一个儿子不堪拷打自缢身亡，一个自杀未遂，其余亲属多被充军至“烟瘴地面”。神宗独揽大权37年，满朝无人称道张居正。明朝国势日颓，熹宗继位后才想起张居正的大功，为他恢复名誉，明朝的衰亡却无可挽回了。

　　王安石则不同，他出身于官宦之家，“幼随父宦韶州，16岁随宦入京”，不太看重权势名利。他当政9年，神宗春秋鼎盛，两人如鱼水相投。其间为了搪塞反对派，他自诩“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六次请辞，去职半年后又应诏复相，57岁时因病坚辞回家。他平生“居家廉俭，自奉淡泊”，退休后所居“仅蔽风雨”，出行骑驴，在家以著述为乐。66岁病故后，他的政敌司马光也“称其节义过人，力请优恤”。

　　宋朝的大环境也的确不一样。自从宋太祖立誓碑不杀文臣，朝堂之上君臣可以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大的处罚仅为降职流放，不像明朝动辄廷杖致死甚至剥皮剐肉。宋朝没以酷刑反腐，心忧天下、清正廉洁的大臣如范仲淹、苏轼等灿若星汉。明朝的官吏热衷于争权夺利，连宦官也成了搅屎棍，干练的忠臣反遭猜忌。宋朝尚文，王安石能够名列唐宋八大家、写出“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千古名句，张居正也只能望其项背!

　　2019/1/22于上海南箐园

　　（作者唐汇寅，男，生于1950年，大专文化。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刘项还是要读书》获第四届“克权杂文奖”一等奖，杂文《贪腐的起点》获第三届“克权杂文奖”三等奖。）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