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在中国地图上画了一条瑷珲——腾冲线，它“不仅是人口分界线，也是地理、气候，乃至民族、文化的分界线。”(李陵《茫茫禹迹》)线的东南，36%的土地养96%的人口;西北64%的土地养4%的人口。东南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总令西北的游牧民族垂涎不已。

　　最初的华夏并不大，孔子周游列国没有跑出山东、河南。夏朝的疆域仅限于晋南豫西，殷商灭夏把河南、河北整合到一起。西周从陕西入关灭商，长江流域始成开发区，首次实现中华民族大一统。秦朝完成第二次大一统，把版图扩展到沿海，旋即筑起一道万里长城。本想画地为牢，却没挡住五胡乱华、辽金南侵。但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在中原不仅铩羽而归，反而把蒙、疆、藏一起献给了大中华。满清最后也是带着龙兴之地，入股了民族大家庭。

　　中华民族为何没有被武力征服，反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秘密就在于文化：中华文化比征服者先进，它是一种强大的软实力，能够将铁熔成水，从骨子里潜移默化外表强大的征服者，将他们同化。元曲杂剧演唱的是汉族故事，乾隆编《四库全书》传承的还是中华文明。不过，此汉族已非起初的彼汉族，中华亦非古华夏。文化的融合促进了中华大家庭的融合。孙中山革命之初借用朱元璋的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后来幡然醒悟，意识到这个口号恐中日寇肢解中国的诡计，遂改为“五族(汉满蒙回藏)共和”。晚清帝后接受共和理念，和平交班，避免了一场血腥内战。

　　中华文化并非与生俱来一成不变，它是不断吸纳外族文化的长处，逐渐丰富完善的。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虚心学习异族的范例。现在仅看物产，我们的大麦、小麦、豌豆、芝麻、菠菜、茄子、胡萝卜、洋葱、葡萄酒等，均来自西域。马的驯化始于中亚。黄牛、山羊和绵羊亦由西方引进。水牛则来自印度、东南亚。世界上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在西方因教派冲突受迫害后，来到中国便获得了庇护。古丝绸之路既是物产交流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敦煌石窟等遗址便是见证。中华文化的优势正在于海纳百川，不惧异化，不墨守成规固执己见，故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永远保持先进性。

　　遗憾的是，秦始皇首创焚书坑儒，实行思想文化专制统治，致使奴化意识马屁风盛行。小人得势、指鹿为马，奸佞当道、黑白颠倒，太监制度长盛不衰，祸害了两千多年。其间汉唐宋开明一些，尤其是李唐王朝有胡人血统，包容性更强，国家便一度昌盛。自朱明君王一言堂达到顶峰、文字狱猖獗后，国运益发每况愈下。专制奴化思想不止禁锢了普通民众，也波及到君主自身。满清的大臣只知跪拜，溥仪为圆皇帝梦也跪倒在日酋的卵翼下。石敬瑭想当儿皇帝不惜引狼入室认贼作父。他们不过比手下的臣民高出一头，在外族主子面前也是十足的奴才。

　　鲁迅先生既反对当外族奴隶，也反对做自家家奴。秦朝一统天下，改分封制的家族姓氏管理为郡县制的地域分层管理，成为一大历史进步。隋朝开科取士，给了寒门子弟跳龙门的希望，适度缓和了阶级冲突，又能广罗人才，也是一大发明。然而他们不把百姓当人，只顾自己享乐，好大喜功，横征暴敛，闹得民不聊生，结果都二世而亡。清朝唯恐“汉人强，满洲亡”，朝廷养兵仅“用以防家贼”，酿成了被列强瓜分的祸端。当慈禧拒绝使用外国汽车、洋枪洋炮放在宫廷当摆设时，满清王朝焉能不束手挨打。

　　历史表明，中国不怕西化欧化，只怕唯唯诺诺冥顽不化。中华文化有不少优良传统，理当自信。老子的“无为而治”颇似“小政府、大社会”的民治模式。孔子的“仁”无疑是博爱。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体现了民本思想。可惜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被两千多年的黑暗专制淹没，没有得到发展。欧洲却接连进行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透彻地研究了民权民治民享理论，并不断投入实践。中华文化若能充分发扬优良传统，又能巧借他山之石，何愁不能继续拥有同化他人的优势。

　　2019/2/25于上海泰禾园

　　（作者唐汇寅，男，生于1950年，大专文化。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刘项还是要读书》获第四届“克权杂文奖”一等奖，杂文《贪腐的起点》获第三届“克权杂文奖”三等奖。）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