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并非一贯正确，为他点赞，皆因他能够审时度势，不拘成见，顺应历史潮流，不计个人毁誉。

　　1873年，梁启超生于广东新会县，此处的厓山乃宋朝丞相陆秀夫抱少帝蹈海成仁处，故梁启超自幼便受到了浓郁的爱国主义熏陶。他17岁中举后拜康有为从学4年，其间参与北京1895年的公车(举人、士子)上书。他日夜奔走号召，率先领衔广东公车80人上书。此时还为强学会创办《中外公报》，揭开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第一页。强学会和报纸被封禁后，他又转赴上海办《时务报》。1897年，《时务报》停办，他应聘到湖南与谭嗣同、唐才常创建时务学堂，共教两期学生80人。第一期40人中近半数成为革命烈士或开国名人，如蔡锷、蒋百里等。同时协助谭嗣同创立“南学会”，“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谭嗣同传》)。

　　梁启超办报办学办学会的初衷都在于启迪民智。

　　1898年4月，光绪开始变法维新，召见梁启超，命其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康有为、梁启超的手中只有批判的武器，只想凭口舌笔墨之力奉劝清廷效法英国、日本的皇上退居二线，保存体面，还政于民。梁启超不赞成使用武器的批判，唯恐造成血光之灾。无奈中国的特色是皇族不见棺材不掉泪，和平交班没门，还向改良派举起了屠刀。可怜“戊戌六君子”做了刀下鬼。两年后，昔日时务学堂的教习唐才常率领第一期学生20余人在汉口举义未成被张之洞杀害，时誉为“庚子六君子”。康梁也成了慈禧的眼中钉，被迫流亡海外十多年。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相继筹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政论》《国风报》，“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初志亦求温和，不事激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29，第四册》)后来见“晚清政令日非”，言辞愈来愈激烈。但此时他仍对君主立宪抱有幻想。

　　辛亥革命结束了他的流亡生涯。

　　1915年，袁世凯欲称帝，假托一个美国博士古德诺撰文，宣传中国适合于帝制。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造势，鼓动各地官吏上书劝进。以往拥护君主立宪的梁启超立即在天津发表万言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坚决反对帝制。袁家深知梁启超的舆论影响力，一心当皇太子的袁克定曾说“得渠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他们听说梁启超的文章尚未付印，急忙派人送去贿赂10万元封口。梁启超不为所动，还将文章抄录了一份给袁世凯。接着又写《上袁大总统书》，忠告袁世凯“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袁世凯再派人威胁他，说你已亡命十余年，“何必更自苦”。梁启超笑着回答：“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

　　与此同时，梁启超与学生蔡锷密谋策划，潜逃出京津，发动护国战争，粉碎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美梦。

　　1917年7月，张勋率辫子军进京复辟，康有为趁机大造舆论鼓噪，竭力扶持末代皇帝溥仪归位。梁启超不惜跟老师反目翻脸，坚定地站在民主共和的立场上，起草檄文同康有为打起了口水战。他的雄辩赢得了全国的呼应，这场复辟闹剧仅仅12天就匆匆收了场。

　　康梁师生相比：老师一条道走到黑，成了彻头彻尾的保皇派;学生则与时俱进、顺势而为，推动了历史进步。梁启超早先顾忌革命的刀光剑影涂炭生灵，主张改良，倡导君主立宪。一旦改良无望、革命成功，他便坚定不移地献身民主共和，反对走回头路。在他眼里，改良与革命的手段虽然不同，目的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不计个人安危和名利得失——这正是梁启超的可敬之处。

　　梁启超一向鼓吹“少年强则中国强”，他悉心培养子女不求升官发财，只要求他们“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他的9个孩子不负父亲厚望，没有一个尸位素餐、钟鸣鼎食之徒，全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世人赞叹：“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伟哉!梁启超。壮哉!梁家人。华夏子孙皆如此，中国永远是少年。

　　2019/3/5于上海泰禾园

　　（作者唐汇寅，男，生于1950年，大专文化。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刘项还是要读书》获第四届“克权杂文奖”一等奖，杂文《贪腐的起点》获第三届“克权杂文奖”三等奖。）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