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前靠世袭制或察举制选拔官员，难免任人唯亲。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千载难逢，况且他认识的人有限，加上个人评判的主观色彩，所荐者未必就是最佳人选。魏晋时期士族势力日强，高门权贵子弟无论优劣均可做官，甚至把持朝政。出身低微者学识再高亦难崭露头角。“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遂成常态。

　　隋朝为改变这种弊端，开始用分科考试选拔官员。后经唐宋发展至明朝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科举制度：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地方考试)，中举者参加次年会试(全国考试)，考中者称贡士。接着皇上亲自殿试贡士并确定名次公布“金榜”，金榜题名者皆为进士。

　　首创殿试的武则天还开创了武举考试，考应试者射箭、马枪、摔跤等科目，“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一代名将郭子仪便是武状元。

　　宋代为防考官舞弊专门制定了应对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誊录”。即把考生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将考生试卷另行誊录后再交考官批阅。

　　尽管如此，科场舞弊亦难杜绝。明万历年间有个白丁沈同和雇枪手助考，竟然考中了会员(会试第一名)，一时舆论大哗。万历下旨对他进行复试，当即露了马脚，旋将其廷杖后革去会员资格发配到边疆。

　　还有考官徇私的。清顺治14年与康熙50年的科场案，副主考官等有关人员一律被处斩。雍正年间的都察御史、河南学政俞鸿图本是清官，其妻妾和仆人却贪财胆大妄为，竟在开科考试时将考题答案送给了考生。事情败露后，俞被判腰斩。

　　科举制度虽有其局限性，但从制度上尽可能地保证了取才的公平性和严格性。一批寒士借此上升通道，方得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仅唐贞观一朝，寒门出身的宰相就占了三分之一。唐武则天和玄宗将科举制由选人发展为用人制度，张九龄、韩愈、白居易等众多名相高官从寒门脱颖而出。宋代的吕蒙正、宋祁、王禹偁及三苏等大批达官显宦均出身寒门。据何怀宏的《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统计，北宋能入《宋史》的官员46.1%来自寒门;南宋有两年的进士题名录中，非官员家庭出身的一年占56.3%，另一年占57.9%。明清两代平民出身的比例也大体如此，多少触动了社会阶层固化。

　　科举制度被人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14世纪便有来华欧洲人回去推介。1853年，英国正式通过公开、竞争性的考试来选拔文官，法、美等国也相继效仿。欧美的考试内容囊括智力水平、知识结构、实用技能、心理素质等，并在笔试之外加上口试与面试，比皇帝一人殿试更为完善和科学。考中者还须实习和试用半年以上才能转正。

　　旧时的科举只考八股文(唐朝考过诗赋，致使唐诗彪炳千秋)，已远远落后于时代。1906年，清朝废止了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各地遍设蒙小学堂推行西式教育。

　　现在对高考“一榜定终身”多有诟病。高考的确不是很理想的选拔人才的方式，但目前没有比它更好的替代。文革时，张铁生一张白卷歪打正着，成了进大学的终南捷径。随之取代考试推荐选拔的学员真是“工农兵”，上课一窍不通，为难了老师，浪费了教育资源。两相比较，唯高考类似科举，能较为公正公平地为国家和社会选拔输送人才。

　　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公务员考试，也比领导举荐上级考察公正公平。察举制依靠的自我述职、同事评议加领导印象局限于一个小圈子，相互评议多为你好我好他也好。抗战期间，根据地靠群众“豆选干部”倒简便易行。群众的素质不一定高，看人却心中有谱，将豆子(选票)给谁也无所顾忌。这样选出来的干部基本顺乎民意能秉公办事。

　　提到选举就有人说海选村官有贿选及黑恶势力把持。与蔡元培齐名的教育家马君武曾评说曹锟贿选总统：“曹锟肯花5000元一票去贿选，正可以使我们对于民主宪政抱乐观，因为那个国会的选举在曹锟眼里至少还值得40万元的代价。况且有了贿选的国会，也就可以有贿不动的国会(胡适《政治统一的途径》)。”胡适也认为贿选比曹锟派一个连的兵力包围国会好。以利益权衡，给众多选民行贿比私下钻门子买官的成本高得多，露馅出丑的风险更大。

　　近年打黑除恶的成果揭晓，黑恶势力多有保护伞。谁有能力充当保护伞?不言自明。看来操控破坏民主选举的黑恶势力只是面上的傀儡，真正的元凶乃是幕后的保护伞。

　　2019/7/8于上海泰禾园

　　(作者简介：唐汇寅，男，生于1950年，大专文化。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三次获得“克权杂文奖”)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