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溯源，捐纳财物而得官的捐班在西汉就有了兆头。据《汉书·食货志》载：文景时颁布“卖爵令”，凡向朝廷捐献粮食的富民，“得以拜爵”。之后，代代相袭，只是并不普遍。到了明代，这一卖官鬻爵的现象趋于显性化。清沿明制，捐班在清代形成了体制化，诚如史学家朱维铮所言：“始于康熙，倡于雍正，定于乾隆。”

　　康熙执政61年，期间叛乱不断，灾害频频，用兵、赈灾造成财政空缺。于是，他广开捐官门路，如康熙十三年(1674年)为征三藩战争筹饷，开征“文官捐”，即在出卖贡监、封典等“现行事例”外，准许汉人中的土豪富商或已革官员捐银谷换取文职实缺，京官自郎中(正司级)以下、外官自道员(正地级)以下，均可捐班。康熙声言：这是“暂行事例”，也就是说它属于那种期满或事毕就停止的权宜之计。康熙只是“虚晃一枪”，其子雍正则来了个“发扬光大”：“应酌添捐纳事款，除道府同知不许捐纳，其通判、知州、知县及州、县丞等，酌议准捐。”这道上谕表明：捐班已不是因赈灾、河工、军需三者导致的“暂行事例”，而是与科甲并重的地方官员选拔的定制。乾隆改元(1736年)曾有停止捐纳的动议，但鉴于灾异多发、边疆闹事，在其“乾纲独断”的63年间，还是沿用卖官鬻爵，并将列祖列宗创行的先例整合成捐纳典制，完成了捐班的体制化。

　　捐班在道光、咸丰年间达到了巅峰，这一腐败机制，自上而下、由表及里，盛行于世。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一书中记录了道光帝“召对”这位调授贵州布政使的谈话：“第用人不可预存成见。登仕籍者只四样，满、汉、科甲、捐班而已。”按照道光帝的旨意，捐班乃是满清文官的四大资源之一。

　　民国史学家邓之诚说：“清代弊政，捐纳为最。”清代列帝推行捐班，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旨在缓解天灾人祸导致的突发性财政窘况，并非为了在异徒寻觅和招揽人才。捐输者无不把捐资作为交换权力的条件，当然，在清代历朝通过捐班也确实吸纳了一些原先“明珠暗投”者，如雍正年的田文镜(捐监出身的汉军旗人)、光绪年的谭嗣同(先捐纳为同知，后加捐为候补知府)。但总体上说，这些钱权交易者“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捐班官员是否授予实缺唯看其对朝廷“捐纳财物”多寡而定，“捐纳财物”愈多者，“将本求利”愈烈，岂能为政清廉?恰如龚自珍所断言：借口财政困难而“开捐例，譬如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西域置行省议》)

　　清代的捐班，大体分为两种：大捐，即借口赈灾、河工、军需等开例的实官捐;常捐，即捐贡监、虚衔、加级、记录和封典等。这些捐班都是明码标价的，前者价昂，后者价廉，如咸丰六年的捐班价格：“报捐监生，京庄收兑者不过二十六七元，后贱到二十二三元。(江苏)省中协济局，报捐从九(品)衔，只需二十元。”(悟迟老人笔记《漏雨喁鱼集》)此书还记载了当年出现“勒捐”的咄咄怪事，即：省府州县长官不断出告示，威胁、利诱乃至哀求，同时放纵“军需局董，沿乡劝捐”，“沿门勒写，进门时如化缘和尚，不遵捐数如弄蛇恶丐”。这位悟迟老人直斥：“目今仕途壅滞，捐班捷径，小人拥挤，贤人屏退。”

　　吊诡的是，清代的一些为政清廉者也会默认甚或支持捐班。据《清史列传·陆陇其本传》和《榕村续语录》记载：被康熙誉为“清官第一”的江南总督于成龙任河督时，发现河工积弊甚多，治河经费拮据，于是他在“暂行事例”找出路，并制定了一套捐官奖励办法。属下陆陇其也是个清官，他力反之：捐班已使“正途为之壅滞”，“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于成龙大怒，以“迟误军需”立即“议他死罪”，后康熙以“居官未久，不察事情”而宽恕之。封建社会，有些错误的政策一旦制定，清廉者也只能实施——自上而下皆然，别无他途。

　　人们常说：清代“政以贿成”。捐班堪为那个封建社会末代的一个显性腐败现象，当年的文学作品如成书于清高宗改元乾隆不久的《儒林外史》多有揭露和鞭笞。瞿秋白在《最艺术的国家》一文中说：“中国民族的固有文化是科举制度，外加捐班之类。”鲁迅《准风月谈·各种捐班》在抨击清代捐班这一腐败现象的同时，论及了民国捐班衍生的新变种：“到得民国，官总算说是没有了捐班，然而捐班之途，实际上倒是开展了起来，连‘学士文人’也可以由此弄得到顶戴。”爱新觉罗氏寿终正寝已百余年，但捐班的遗绪并未绝迹，如今不是还能隐约见其阴影么?

　　(作者简介：沈栖，笔名凡夫、聿飞，1951年生，主任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杂文家，先后出版有杂文集《世相纵论》《明天的废话》《实话直说》《告别“社会病态”说谎》《一个公民的闲话》《无花的蔷薇》《边看边说》《余墨谈屑》。)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