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物质层面的特供食品之类颇多诟病，对于精神层面的特供产品则少有人问津。

　　袁世凯企图称帝时，畏惧民意不敢贸然行事。他的儿子袁克定一心想当皇太子，太子继位后比老头子坐龙椅的时间更长，因而他更急于怂恿老头子称帝。为了打消父亲的顾虑，他仿照父亲最爱看的《顺天时报》特制了一份假《顺天时报》，限量版每期只印一份，专供老头子御览。他亲自督编此报，其中大量收录鼓吹帝制的信息。加上筹安会和看戏不怕台高的美国教授古德诺、日本博士贺长雄推波助澜，袁世凯看到从上至下中外舆论众口一词，自是心花怒放，遂放开手脚顺应“民意”大展宏图了。

　　没想到黄袍未加身就遭到举国声讨，穷途末路之时他怪罪儿子“欺父误国”。若非居于深宫大院，他看到了真实的《顺天时报》，明知帝制不得人心，无疑不敢触犯众怒。但，一份“特供报纸”就能够害他，根子还在于自己只想看到顺从的“民意”，不愿听逆耳的忠言。

　　类似的“特供报纸”在皇权时代不足为奇，那时反映下情的邸报、奏章中就有不少蒙蔽圣听的。头脑清醒一点的官员深知个中弊端，要了解民情必须下基层微服私访——因为能够上达天听的秦香莲、杨乃武与小白菜只是极为个别的特例，大多数民间冤情都被适时截访了。

　　最可笑的是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军屡战屡败。远在北京的道光皇帝看到的却是捷报频传，听到的是凯歌高奏，不由得他不自信天朝的神威。直到英国的炮舰攻陷定海、直抵天津、威逼京师，他才大梦初醒知道上了特制捷报的当，最后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开启了中国历史的半殖民地时代。

　　电子传媒出现之前，报纸是新闻的主要载体。新闻的六条要素首先要求真实，失去了真实的报纸毫无意义。

　　人民当家作主后，报喜不报忧的“特供报纸”本应寿终正寝进入历史的垃圾堆，无奈我们的宣传部门里仍有一些人，头脑中的封建余毒没有彻底清除，依然喜欢拣好话说，甚至不惜编造谎言迎合上级领导蒙骗广大群众。大跃进时代的报纸上，就摆拍着胖娃娃坐在待收割的稻谷上，还有上千斤重的肥猪、抬不动的南瓜，配上亩产千万斤的数据，有图有真相，哄得领导心旌摇摇晕头转向。我们老百姓天天看到的报道也是“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同样心旷神怡充满自豪感。比起战乱频仍的旧社会，我们的确在“一天天好起来”，既然我们好起来了，敌人当然在“一天天烂下去”。只见莺歌燕舞，自然“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从而丧失了催人奋进的紧迫感。

　　国门洞开后，我们收看邓小平访日的电视转播，看到了日本的城乡面貌和新干线，看到了人家的家居陈设和日常生活，才知道“敌人”不但没有“烂下去”，反而好到我们的前面去了。原来我们以前看的只是“特供报纸”，上面大多是选择性报道。这些选择性报道不但忽悠了底层的平民大众，连一些上层领导也被蒙得云天雾地莫衷一是了。据说一位国家领导人访问英国时，惊叹“这才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社会主义啊”。他问陪同的大使馆人员，以前你们怎么没有向国内如实汇报?陪同者支支吾吾地道出了不敢实话实说的苦衷。

　　外交人员的难言之隐可以理解，即使他们如实反映了当时发达国家的状况，“特供报纸”也不一定会登载。

　　清朝也是中国的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出使英国时，将沿途见闻写成日记《使西纪程》寄回总理衙门，提醒朝廷改革图强，不料捅了马蜂窝。满朝都骂他是“沟通洋人”的汉奸，当即被召回国称病去职。他蛰居乡野仍关心国事多次上疏朝廷，还开设禁烟会宣传禁烟。他自叹：“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病逝乡里后，李鸿章奏请为他赐谥号，清廷传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满清统治者不听忠告，甘愿在“特供报纸”营造的“大好形势”中自我陶醉，形同“盲人骑瞎马”，终至“夜半临深池”。

　　“特供”不是好东西啊!

　　2019/10/13于武汉丰竹园

　　(作者简介：唐汇寅，男，生于1950年，大专文化。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三次获得“克权杂文奖”)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