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黄是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的亲信。抗战胜利后，他被老蒋派往云南任民政厅长、代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省党部主委，乃“一二·一”惨案的主要元凶。这年的12月1日上午9时许，李宗黄派出数百名党徒和特务，带着各种凶器冲入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等大中学校，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大打出手，并投掷手榴弹，致4人死亡、29人重伤、30人轻伤。女学生、共产党员潘琰胸部被手榴弹炸伤，手指被弹片削掉，此刻正倒在血泊中痛苦呻吟。一暴徒见状，竟举起带尖的铁棍，照她腹部猛刺三棍，致其很快死亡(南岳《南渡北归第一部·血染红土地》)。此案令全国震惊，昆明随之也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潮和民主运动。

　　纵观李宗黄，其一，品质差，江湖上都喊他“黄狗”。其二，性狡诈，他的另一个绰号叫“黄鼠狼”。其三，民望低。他在云南原本就有前科，“四·一二”政变后，他以朝廷监军的身份来到龙云主政的滇省，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引发了全省的“倒李”运动。此次又履职云南，一开始就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其四，心歹毒。他视共产党人和追求民主进步的学生与教授为仇雠，必欲杀尽而后快，根本不知宽容和妥协为何物，更没有“枪口抬高一寸”的怜悯和理性，只认暴力惟知镇压，人性指数极低。

　　这次在昆明如此大开杀戒，除其本性外，还与他自认的“政治正确”有关。他深知老蒋对中共的“底线”是斩尽杀绝，更痛恨“闹事”的学生，揣摸透了故才敢下手这么狠。其实，历史上有不少这号人。西汉宣帝朝的河南太守严延年，“为治阴鸷酷烈”，每到冬季，他将所属各县的囚犯传到郡衙集中，然后一起杀掉，血流数里，老百姓送他个绰号叫“屠伯”。杀死死囚犯，这是法律规定，代表“政治正确”，但严延年将之放大N倍，将所有的囚犯一律杀掉。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年)二月，有人告发岭南流放人员谋反，武则天遣酷吏万国俊代理监察御史前往查问。万国俊到广州后，“悉召流人，矫自赐自尽”，假传太后命令要他们全部自杀。流人高喊着抗议，于是他将这些人驱赶到河边，“尽斩之，一朝杀三百余人”(《资治通鉴》卷27、205)。杀“谋反”者，在皇权时代，是“政治正确”的最高表现。万国俊打着这个旗号，将那些根本没有谋反之心的可怜流人全部杀死。真是穷凶极恶，丧尽天良。

　　重用李宗黄之类，短期看，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迅速震慑政敌、百官和被统治者。但从长远看，却是饮鸩止渴。这般伤天害理引发天怒人怨，只会大面积失去人心，只会将更多的人变成反对者和反抗者，直接危及社稷的安全。仍说李宗黄，他卖力制造的“一二·一”惨案，迅即把重庆当局推向了风口浪尖，全国很快掀起了反对国民党的惊涛骇浪，令老蒋气急败坏，国民政府威信扫地。说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从此开始瓦解，实不为过。

　　再分析这类人，还可得出三个结论：其一，只有皇权专制或近似之的社会里，才能生长出这种东西，民主法治社会很难有他们的生存空间。其二，名声很臭，民愤极大。大到什么程度?人们恨不得“断其喉，尽其肉”。比如鹰犬来俊臣被处死后，众人“争啖俊臣之肉，斯须而尽。抉眼剥面，披腹出心，腾踏成泥”(卷206)。其三，多没有好下场。严延年最终遭弃市，来俊臣、侯思止等酷吏，最后都被女皇处死。武则天崇尚暴力，深信权力万能，但对这种人也心存忌讳，因为她深知这种动物是长在帝国肌体上的毒瘤，任其疯长必然后患无穷。至于这些毒瘤何以能长成?怎样切除它?帝王将相无论如何也答不出来，因为他们根本不知现代政治文明为何物。

　　（作者简介：刘吉同，河南省新乡市杂文家，笔名为红河水、云边客）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