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片的作用是自我介绍，一般包括姓名、职位、住址及联系方式。身份显赫者则要加上自己的学历学位、高级职称及诸多官衔和所获得的荣誉(如国务院津贴享受者之类)。有的名片印得密密麻麻，仅官职一项就看得你眼花缭乱，可谓牛气冲天。真正牛气冲天的人反倒无须印名片。比如蒋介石，民国时期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到行政院长，再到各大银行的理事长、中央大学与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本兼各职多得数不清，一张名片实在印不下。人们把他的官衔之多与国民政府的税收之多相提并论，成了饭后消遣的谈资。

　　我国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一直在作祟，好些人退休后始终不忘在职时的辉煌，印名片时仍把历任的最高官衔一一罗列其上，生怕自己曾经的光辉淹没于历史的星空。

　　人生落幕的最后一张名片要数墓碑，它是对一个人的毕生总结和定位。

　　中华大地上，这张名片最牛逼哄哄的当属孔夫子。其尊号从汉朝追封的“褒成宣尼公”到唐代的“先圣”“文宣王”、宋朝的“至圣文宣王”，直到元代完成最终定位，将“大成至圣文宣王”镌刻上了墓碑，奠定了他的“万世师表”地位。历代帝王的谥号再响亮，也无法挑战这个“万世师表”。

　　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深谙此道，他生前就给自己拟下了墓碑碑文：“托马斯·杰斐逊，《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法案》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建人埋葬于此。”他没有炫耀总统职务，而是把起草《独立宣言》《弗吉尼亚宗教法案》和创建弗吉尼亚大学视为终生的最大成就。至今美国的总统换了57届，《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却只有一个。而且，《独立宣言》作为立国之本，目前仍是美国的行事准则，足以令其起草者彪炳史册、光耀千秋。

　　俄国的普希金颇有自知之明，他也在生前写下了《我的墓志铭》：

　　这儿埋葬着普希金，他和年轻的缪斯，

　　和爱神作伴，慵懒地度过欢快的一生，

　　他没做过什么善事，然而凭良心起誓，

　　谢天谢地，他却是一个好人。

　　他自我定位为诗人和好人，恰如其分。

　　被誉为“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的梁思永去世后，郭沫若为他题写了碑文：“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先生之墓”。考古学界对此颇有微词。尽管这个“副所长”的官职为周总理亲自签批，但所长、副所长年年岁岁有，当今一正多副的年代，正、副所长如过江之鲫。像梁思永这样的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有几个，又有几个正所长能望其项背。

　　梁家向来不以官职为意，梁思永兄弟二人赴美留学时，哥哥梁思成问父亲所学专业对国家民族进步有何作用，梁启超斩钉截铁地回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姚、宋均为唐朝开元盛世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名相，但李、杜为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做出的贡献更为杰出。梁家对事业和官职的取舍，显而易见。

　　梁思永兄弟二人不负父亲厚望，分别在建筑和考古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果，双双荣膺了民国时期的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这一届院士只当选81人，郭沫若身居共产党阵营也入选了，可见其评选的客观公正。院士是一个学术头衔和荣誉称号，没有相当的专业成就难以获得，因此它比官职更值钱，是以如今有人不惜重金买这顶帽子。考古学界理所当然地认为应在梁思永的墓碑上加上“中央研究院院士”一衔。当时囿于国共两党怒目相向的气氛，此事不便言说，但至少应该给梁思永加上“著名考古学家”的头衔。比之“副所长”这个时过境迁的官职，“著名考古学家”才是实至名归的毕生荣耀。梁思永的墓碑虽未改动，他为自己树立的无形丰碑却令国人尤其是学术界永志不忘。

　　每个人走完自己的人生旅途，都会留下一个有形或无形的墓碑。将墓碑上刻下一大串官衔以示夸耀者，如果生前尸位素餐一事无成，官职再多人们也只会嗤之以鼻。真实的墓碑是你从事的事业取得了什么业绩、为人类做出了什么贡献，这才是人生最后的一张真实名片。

　　(2018/12/22于洈水河畔)

　　(作者简介：唐汇寅，男，生于1950年，大专文化。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三次获得“克权杂文奖”)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