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上大学期间，即1964年9月，我们“大三”学生，被派往河北省保定地区新城县，和蠡县来的县、社干部一起搞“四清”，前后共一年时间。我被分到方家务村(当时叫生产大队)，在“四清”工作队当“秘书”，主要任务是搜集整理16个生产队的“四清”情况，也给工作队领导写点讲话稿、工作总结之类的材料。

　　至今回想起来，许多大事小情都已经忘记，而在心底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以下三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其一，吃派饭。“四清”工作队规定，工作队员各人自找饭门，要到最苦的贫下中农家里吃饭，每顿交3角钱、半斤粮票。还规定，“不吃鱼、肉、蛋，不吃白面、豆腐”。这规定，做起来，也有难度。记得，有位同学队员，到一家吃饭，户主实在、热情，将白面条和黑色的薯干面条煮在一起，诚心诚意给他吃。这同学可好，太过“认真”，竟把白面条一根根挑出来，只吃黑面条。结果，户主觉得太见外，很不高兴，伤了感情。而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明白农民的厚道，所以灵活一些，在讲明“规定”要求的前提下，你做什么，我吃什么，末了多付点钱就得了。户主认可我的做法，彼此感情比较融洽。其实，我也是冒了风险，才突破“出牌常规”的。好在无人告发。我知道，像这样变通执行的，在工作队老干部中很有几个，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事后想来，当时的规定也并没有错，但执行起来，应当从实际出发，讲求实际效果。而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有点勇气和担当精神的。

　　其二，逮虱子。每次汇报会，都由各生产队负责“四清”的领导(多是蠡县政府机关和公社头头)参加，由工作队队长或指导员主持，由我来作记录。与会人员，坐在土坯炕上或地下小凳子上，会场烟雾缭绕，还有一道很有特色的风景线：不少人，都是边说话，边逮虱子，逮棉袄上的或裤子里的虱子，有的还用手指甲挤死虱子，发出“啪啪”的声响。习惯了，互不嫌弃，反而发出阵阵笑声，笑虱子，也笑逮虱子的阵容。颇有意思。在农村，没条件，长期不洗澡，生虱子也就成了必然。无论怎样，从内心觉得，这些基层干部，有苦不叫苦，还苦中寻乐，着实朴素可爱。由于和他们朝夕相处、生活与共，我才对他们有了这种真切的感受。

　　其三，“老毕是硬骨头”。汇报会上，常常是有的说，“我们队又放了个卫星——хх交代，贪污хх元钱!”有的说，“我们队也抓出个大鲨鱼……”听了这些报喜的话，工作队领导总是眉开眼笑，予以赞赏。而负责第16生产队“四清”的老毕同志，多少天来，每次汇报会上，总是紧锁眉头，闷闷不乐。该他汇报时，常常叹气道：“唉!我们不行，没收获。”有一次，工作队领导急了：“老毕啊，再无进展，就要换帅了!”即使如此，老毕依然故我。“出水才看两腿泥”哩。到最后的核实阶段，其他生产队的“四不清”干部，多数都翻了案，“战果”所剩无几。只有老毕那个生产队，“四不清”干部的问题，数额虽小，却始终如一，说明老毕实事求是、工作扎实，顶住了压力。一时间，人们啧啧称道：“老毕是硬骨头。”因此，“四清”结束时，在总结报告上，为老毕的求实作风和“硬骨头精神”，浓墨重彩地抹了一笔。事实再次证明，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真而不是假，是实而不是虚。求真务实的，自然是老实人。

　　(作者简介： 李志远，网名司马一夫，军休干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41年 7月 22日出生在河北省栾城县一个小农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参军入伍，退休前是正师、大校。主要写杂文、散文，也写诗歌。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杂文月刊》《唐山晚报》《中国纪检监察报》等军内外几十家报刊发表千余篇作品。已出版《包含香味的玫瑰》《观钓偶感》《另类公道》《幽默与遐想》《人生碎片》《一枝一叶总关情》《灯下杂想》《李志远杂文选》等文集。曾获《人民日报》“金台奖”等几十个奖项)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