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时期众多的政治家、军事家中，诸葛亮堪为出类拔萃者，才华盖世。倘若没有他提出“三分天下”的战略思想，确立起联吴抗魏的外交格局，并在具体战役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刘备似成不了气候。

然而，犹如大树总有阴影，伟人也不免有失误。诸葛亮一生中最大的失误便是走眼看错人，错用马谡而失街亭，使蜀汉的首次北伐转胜为败。虽说“挥泪斩马谡”给诸葛亮的这一失误画上了句号，但分析其用人不当、授任无方还是会给后人以一些警示和启迪。

诸葛亮提拔和重用马谡，是由当时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受刘备托孤后，诸葛亮深感军内精英奇缺，人才危机颇为严重：“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于是，他孜孜于物色和提携新秀，马谡便进入其视域。马谡之兄马良与诸葛亮过从甚密，私谊深厚，他曾辅佐关羽镇守荆州，后死于刘备征吴之役。裴松之认定马良“与诸葛亮结为兄弟，或相与有亲。”马谡被擢拔，毋庸讳言存在着这一层关系。马谡临刑前夕与诸葛亮书曰：“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可见他们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首领与僚属的关系。

说实在，马谡并非赵括式人物，只会纸上谈兵。史称马谡“才器过人”，与其兄马良“并有才名”。他也有一些政历，担任过成都令、越雋太守，曾为蜀汉立过两次功劳：一是施反间计，使得敌将司马懿一度失去曹魏的信任；二是诸葛亮南征少数民族，他建议平定孟获要以“攻心为上”，即被诸葛亮采纳且获得成功，“终亮之世，南人不复反”（《襄阳记》）。诸葛亮委马谡以重任去守街亭，犯的是一个“小材大用”的失误。刘备对马谡的能量有清醒的认识和恰当的评判，临终时叮嘱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而诸葛亮则是失察了，他“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甚为器重其才识。虽然马谡能说会道，“好论军计”，但他缺乏“兵团作战”的指挥能力和实战经验。诸葛亮派如此一个尚无统兵打仗的参军（丞相的参谋）去守战略要塞，委实太轻忽了！

街亭之战至关重要，双方均力图胜券。曹魏名将张郃领兵五万前来攻袭，志在必得。诸葛亮当然反复酝酿，不失时机地选任战将抗衡之。据《三国志·马谡传》：“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皆言”者，众口一词也。诸葛亮麾下都公认魏延、吴壹“宜令为先锋”，独有诸葛亮听不进公论，“违众拔谡”。其原始动因无非是以往两人“自昼达夜”的谈论，马谡的口头“军计”博得诸葛亮激赏，“深加器异”。殊不知，光凭印象，独断专行，诸葛亮“违众拔谡”，终于铸成大错，悔之晚矣！

街亭失守，使南安、安定、天水不得不弃，箕谷之兵不得不撤，征伐之功毁于一旦，马谡罪不可赦。更令人切齿的是，兵败之后，马谡竟然未敢投案，仓皇逃亡。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七实三虚”，全然将马谡逃亡一事“虚”了，连《三国志》中的《诸葛亮传》《马谡传》也只字不提，倒是《向朗传》记载了此事：“向朗素与马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举。”这个步兵校尉因“知情不举”而导致“亮恨之，免官还成都。”因街亭失陷，除了马谡伏诛外，还有一些将领和文臣受到牵连，如《王平传》云：“丞相亮诛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文臣李邈也因谏言而“失亮意”被免去太守官职。

难能可贵的是，诸葛亮自律极严。街亭失守后，他在“戮谡以谢众”的同时，上疏刘禅：“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遂“自贬三等，以督厥责”。如此坦承自己的过错并引咎责躬，深受时人及后世感佩和歆慕。陈寿评论诸葛亮：“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其“挥泪斩马谡”足以佐证后者。

（作者简介：沈栖，笔名凡夫、聿飞，1951年生，主任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杂文家，先后出版有杂文集《世相纵论》《明天的废话》《实话直说》《告别“社会病态”说谎》《一个公民的闲话》《无花的蔷薇》《边看边说》《余墨谈屑》）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