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一生创作了90部作品，尤以三部名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而彪炳千秋。其实，他的《忏悔录》也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瑰丽的一页，只是鲜人论及。

已在文坛声誉日隆的托尔斯泰在完成了《安娜·卡列尼娜》后，一度消褪了创作长篇小说的冲动，反躬自省，于1879年—1882年冷静地写下了一部自传体的力作《忏悔录》。这是他受到法国思想家、哲学家卢梭启迪的结果。托尔斯泰曾把卢梭的肖像“悬在颈下如圣像一般”，并将卢梭的《忏悔录》列入最爱读的书单中，自云：“受这本书的影响程度巨大。”相较卢梭的忏悔诸如半乱伦式的爱情、受虐癖和暴露癖等“一生中最隐秘的感情”，彰显出忏悔的真诚以及忏悔之后的平和心情，托尔斯泰在忏悔自身诸多卑俗的精神状态（如虚荣、贪欲、自私、通奸、骄傲、酗酒等等）的同时，力图探讨“人生的意义何在？”“我们为何而活？”《忏悔录》倾诉其为追寻人生目的、人生意义过程中所经受的道德和精神上的痛苦，撕下一切假面具，显露自己赤裸裸的、几乎是炼狱中的灵魂，从而获得心灵的超拔。

身为贵族的托尔斯泰痛感自己由于生活富裕所造成的对生命意义的无知。他在《忏悔录》中写到：“我们生活的富裕条件剥夺了我们理解生命的可能性。”倘要挽救自己的灵魂，“就必须抛弃生活中的一切享乐，要劳动、谦卑、受苦、仁慈”。“如果我要理解生命及其意义，就不能过寄生虫的生活，而应该过一种真正的生活。”因此，他在晚年下决心要实现“平民化”，执意放弃特权，放弃财产，放弃稿酬和版权，并离开“地主老爷的王国”“住在农舍里”，和底层人群融为一体。1910年10月28日凌晨，他离家出走，10天后病逝于俄国南部小城阿斯塔波沃的火车站。就连他的孤坟也朴素得如同普通平民，没有墓碑，没有雕像，没有十字架。托尔斯泰的自我忏悔，恰如鲁迅所说：“在心灵的污秽中拷问出那心灵的真正的洁白。”

纵观托尔斯泰的文学世界，有两部小说的男主角都为聂赫留朵夫，每每闪烁着这位“忏悔地主”的影子，可谓自况。如《一个地主的早晨》中的聂赫留朵夫，他觉得一人独占广袤的庄园是一种罪恶，森林和土地应该属于所有生活在阳光下的人们；写于《忏悔录》之后的《复活》中的男主角聂赫留朵夫堪为托尔斯泰的化身。他年轻时放荡过，玷污了姑妈的养女玛丝洛娃，随后又将其抛弃。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最终背叛了贵族上流社会，当知晓沦为妓女的玛丝洛娃蒙受不白之冤入狱后，他良心发现，在精神上得到“复活”——自我认罪、忏悔，也决心赎罪，努力为玛丝洛娃伸冤，上诉失败后又同她一起去了西伯利亚。——两位聂赫留朵夫的所作所为正是托尔斯泰当年的心情写照，体现出他19世纪80年代世界观的激变。

在欧洲文学史和哲学史上，作家或学者写《忏悔录》似成为传统，换言之，它是基督教文明的传统。作为基督教徒，托尔斯泰以“忏悔”的方式，宣传博爱精神，主张宽恕、仁慈、“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自我完善”。托尔斯泰的《忏悔录》处处渗透着《圣经》的精髓和信仰的力量，他将“摩西十戒”归纳为“五戒”：不发怒，不犯奸，不发誓，不以怨报怨，不为人敌。在托尔斯泰的笔下，每个灵魂中都可以看见同情、悲悯和博大深沉的爱。据说，他从青年作家柯罗连科政论《司空见惯的现象》读到了俄国的历史和现实中许多痛苦、不公、不义而大哭一场，但其伟大之处在于：不苟且，不逃避，不粉饰，而是自信地说：“我们仍然要活下去！”因为他执着地追求着真善美这个一切高贵者的共同目标。

论及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历来有人反对其“勿以暴力抗恶”的观点，却往往轻忽了他“抗恶”的坚韧不屈一面。1908年，一群学生纪念赫尔岑而被指控叛国，学生们愤愤然，酝酿刺杀沙皇。于是政府逮捕了5名学生，判处绞刑。年登八旬的托尔斯泰给沙皇写了《我不能沉默》的公开信，强烈要求网开一面。托尔斯泰不仅以文学作品，也以他的非暴力思想影响了人类世界。1909年，印度甘地致函托尔斯泰探讨“和平抵抗”话题，他回信说：“你所讨论的‘和平抵抗’具有最高的价值，不独对于印度，且对于全人类亦是如此。”

得知托尔斯泰病逝，正在意大利旅行的高尔基悲痛不已：“只要托尔斯泰活着，我在这个世界上就不是孤儿。但他死了，他带走了一个世界，再也没有人带我们忏悔、替我们赎罪了。”看来，高尔基是深谙托尔斯泰忏悔意识真谛的。

（作者简介：沈栖，笔名凡夫、聿飞，1951年生，主任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杂文家，先后出版有杂文集《世相纵论》《明天的废话》《实话直说》《告别“社会病态”说谎》《一个公民的闲话》《无花的蔷薇》《边看边说》《余墨谈屑》）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