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魏忠贤擅权乱政，几近颠覆朱明，他与客氏“狸猫换太子”的阴谋若最后得逞，魏就是明末的“王莽”。这一切信王朱由检亲闻亲睹。继位入宫慑于魏忠贤的淫威，不得不像地下工作者一样，牢记皇嫂“勿用宫中食”的嘱咐，袖中暗藏着岳父为他制作的麦饼，吓得他当晚不敢入睡，独自秉烛静坐，警惕地听着殿外的动静。而住在信王府的周妃，也一夜未眠，战战兢兢地为老公祈祷，求神灵保佑他免遭不测((河南文艺出版社、陈梧桐《崇祯传》3页，下同只注页数)。登基后堪称神武，不动声色、雷厉风行，一举打掉了魏阉集团，挽救了王朝。

然而，崇祯很快开始重用宦官，崇祯二年（1645）命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京城军队，过了几年又派太监冯应升等核查军队兵员、军饷，命太监吕直携万金及盐、米、酒、羊等劳军。召见袁崇焕前，命司礼监太监沈良佐与内宫监太监吕直提督京城九门与皇城的皇极门，并命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从而把京城和皇城的警卫直接控制在听命于自己的宦官手里(121页)。崇祯四年，又恢复了太监监军制度，并赋予他们极大的权力，连军队统帅进行的正常的兵力部署也须经过监军同意后才能执行。清乾隆年间驰誉文坛的全祖望说：“在内退宦官而不终”是崇祯亡国的两大原因之一(4页)，可见问题之严重。

那么，崇祯何以好了伤疤忘了疼，仍重用宦官呢？我想起两个有些不敬的例子。以前我家养了一只黄狗，在小院一隅为它搭了个窝。谁知它常将外面的一些死老鼠、烂骨头什么的衔来窝旁，令人特别厌恶和恶心。几次教训它仍不悔改。后来邻居说这不是教训的问题，而是其本姓使然。进而推之，魏忠贤与客氏、陆谦与富安，何以如胶似漆、如影随形。其实也是本性使然。或者说在他们灵魂深处，有着一块深度的“共鸣区”，故能一拍即合、臭味相投，共谋伤天害理之勾当。所谓的“秦桧也有三个好朋友”，我想也是这个道理。

我常到市体育中心的喷泉广场晨练，这里有一拨特殊的晨练者，每天自然排队绕着广场运动。说其特殊，是他们大都手㧟篮、脚画圈。不用多问，均为脑梗患者。其实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而是病理结果使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再说崇祯，他患的是什么病呢？他患的是“皇帝病”，其症状是恐惧，恐惧皇权被人夺去，更恐惧大臣不忠暗中“谋反”。他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皇权的来源一是靠抢，即所谓的逐鹿中原，比如刘邦、朱元璋。二是宫廷政变，比如杨坚、赵匡胤。而丢掉皇权也同样是这两途。故崇祯怕啊！怕出李自成，更怕出“赵匡胤”，因而猜忌多疑，疑神疑鬼，弄得身边几无可信之人。剐杀袁崇焕自毁长城，正是来自他的疑心。但是，治国理政，总得有一批心腹和干将才行。满朝文武靠不住，靠谁呢？于是，太监便“脱颖而出”。

太监也确实有自己的“优势”。品德卑劣，没有底线。因此，寡廉鲜耻、丧尽天良的事，做起来没有心理障碍，这就容易被重用。位居皇帝左右，把皇帝的脾气、喜好和心思摸得门清。因此，皇帝喜欢什么他们便喂什么，其精准率就像奥运射击冠军打靶一样，枪枪都是十环，故常能把皇帝哄得心花怒放。久而久之，皇帝对太监会产生极大的亲密感和信任感，视之为世间第一等心腹，于是便高度信任。秦始皇特别宠信赵高，汉桓帝把身家性命托付给单超，唐玄宗无限信任高力士，明熹宗对魏忠贤言听计从，道理就在这里。其实，何止重用宦官，屠杀功臣、外戚干政、同室操戈、豢养酷吏、无官不贪等“皇帝病”的“后遗症”，同样屡屡出现，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这也是一种必然的“病理”现象。

崇祯是人不是神，皇帝、皇权的本性以及“皇帝病”所引发的种种后遗症，在他身上都会爆发，登基后仍重用太监，就不难理解了。

（作者简介：刘吉同，河南省新乡市杂文家，笔名为红河水、云边客）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