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草根阶层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从小饱受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对贪腐恨之入骨，持“零容忍”态度。他说：“要平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蠢害百姓的，决不宽恕 ”“命官吏犯赃者罪勿贷 ”，矛头直指自中央至地方所有官吏。他反腐志坚意决，思虑缜密 ，振纲纪，重法典，软硬兼施，采取了一整套反腐举措。概括而言有：

一是借鉴历史，结合现实，制定律法。洪武三十年（1397年） 正式颁布了《大明律》，即《大诰》。他将惩办过的大案要案以及对腐败官员的严厉惩处全部详文列出，并加上“编者按”形式的警示语 ，印发全国，无论官民都须学习。《大诰》发布的当年，有十几万学生，上京解读《大诰》。还规定：一个罪犯如家收藏了《大诰》，则在量刑时，可罪减一等。

二是鼓励底层百姓辨官员之正邪，根据百姓的辨见，对官员进行奖惩处置。对误处的官员可依民之申辩纠之，乃至升职，而对邪恶之官员百姓可绑送京城，任何人不得拦阻，否则以死罪论处。

三是对贪腐者施以重法酷刑。凡官员贪“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各州府县衙门左侧均设“皮场庙”。贪官明正典刑后，砍下首级，挂到竹竿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缝好后悬在衙门公堂前两侧，用以警告、吓阻众

四是法不私情，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他罢其违法乱纪的侄儿朱文正之官。他赐因走私的驸马欧阳伦以死。

五是对新任官员实施任前谈话，警示诫勉，导之以律己守法的意义，违法贪污的危害性，“守奉如井泉，井虽不满，日汲不竭， 渊泉焉 ”，而贪遭极刑，必殃及子孙。其爱官佑民之心可见一斑。

严法重策，效果是明显的。朱元璋的反腐举措，可以说，在历史上产生了积极作用。据史记录，《明史·循吏传》中载有明代270年清官总数为40人，至明宣宗81年的清官30人。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官吏腐败现象是一个普遍性的、连续性和顽固性的问题。朱元璋的反腐力度，可以说是历史上罕见的，也创造了一些至今仍有用的举措（如重法律，依靠百姓辨官员立正邪，发明了大写的壹贰叁肆伍陸柒……佰仟）。然而，他也无法根除官吏腐败这一顽疾。令他大惑不解，发出了绝望悲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

“奈何朝杀而暮犯”。这是缘何呢？究其原因是，他的反腐没有触动封建制度一根毫毛。封建专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其本质特征是，“天下之利归一人，而天下之害归他人”。官员权力来自皇权，只对皇 权负责，这就形成了由下而上的多层级人身依附体制。当官的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整个社会是一个大暗箱，君臣、上下 ，官民信息严重不对称。这样，整个社会难以构建完备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广大百姓自然失去了抗衡腐败能力。封建皇权是权力源泉，是腐败总根子。封建制度就是一棵烂了根的大树。它是权力源泉，也是腐败的总根子。死抱住皇权专制的朱元璋，自然不能回答自己的困惑。

另外，从今天看来，他的反腐举措，有些也是值得研究的，诸如，“重典治吏”，不分犯罪情节轻重、危害大小都施以重刑，有违法令公正性和罪责相应性原则。又如，朱元璋开创了用特务机构反腐败的“先例 ”，设立巡检司和锦衣卫，广布耳目 。反腐败监督权的恶性膨胀，最终造成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更加黑暗。

（原载于《上海老年报》2023年12月8日 ，题目有改）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