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哪些干部能上，哪些干部要下，裁判应该是人民群众。民意测评就是考核干部的重要方法之一。以民意测评的结果作为干部上下的一个依据，能较好地克服用人问题上存在的任人唯亲、长官意志等弊端，把真正优秀的人才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把庸懒散“混日子”的干部调整下去。然而，目前也有一些单位民意测评存在不正常现象。

一是“民意”实为“派意”。一些人拉帮结派，搞山头主义，“圈子”划线，以各自的亲疏关系、团伙利益、是否“圈内人”而投票。二是“民意”暗含“利意”。有的人为当官、当代表、当优秀多得推荐票，用金钱礼品拉票，给“利”多票多，给“利”少票少，“利意”成了“民意”的砝码。像媒体披露的湖南省衡阳市省人大代表贿选案，在当选的76名省人大代表中，有56人送钱拉票，涉及金额总计1.1亿余元，人均送钱近200万元（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三是“民意”变成“随意”。有的人不严肃对待民意测评，视民意为儿戏；有的人认为“民意”无用，投不投票最终还是领导定；还有的人充当老好人，投了赞成票立马告诉对方，落个人情。这些人不认真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采取随波逐流的态度，人云亦云，随意画圈打钩。四是“民意”视为“情意”。有些人以家族关系、亲缘关系、朋友关系等投“亲情”票，或对有恩于自己，有求于人者投桃报李，投“感情”票。五是“民意”充满“妒意”。一些平庸无能之辈，自己不干事、怕担事，政绩平平，事业无成，又怕别人超过自己，对同事、同行、同学的进步充满妒意，我上不去你也别想上去，故而以妒忌之心投反对票。六是“民意”转为“恶意”。一些人把民意测评当成泄私愤图报复的机会，因与某人有成见，不仅自己投反对票，而且还四处游说，甚至造谣中伤，颠倒是非，拉一批“反对票”进行报复。七是“民意”乃是“官意”。有的领导为了实现个人意图，按自己圈定的人，对下属进行暗示、授意、打招呼，最后堂而皇之地以“民意”行官意。凡此种种，都是民意“变味”的表现，是对民意的践踏和亵渎，并不能真正反映民意，而是一些别有用心者制造的伪民意。

正因为民意测评的“变味”，一些干部能带病提拔，甚至提拔不久就成了贪官。原安徽省阜阳市市长肖作新，白天在市人代会上以全票当选为市长，当天晚上就收受前来祝贺他荣升的40多个红包，近100万元。不久肖作新贪腐事发，便进了“铁窗”。因此，对民意测评的结果要具体分析，要剔除其中的“杂质”和“水分”。负责考核的干部在民意测评前，应做好宣传、动员工作，使参加测评的同志树立主人翁的责任感，端正态度，真正带着“重政绩、重公论、重实践”的原则投好自己神圣的一票；另外，组织人事部门不能简单以“票”取人。仅在办公室、会议室“画圈、打钩”的“民意”测评往往“水分”多。考察干部主要还是在干部工作的一线，干部所接触的群众中了解民意，听听干部不在场时群众的评价。正所谓“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古代齐威王在考察阿大夫和即墨大夫时，也曽在朝中搞过“民意”测评，朝臣都称赞阿大夫，非议即墨大夫，齐威王对这个测评结果不放心，暗中派人去这两个人工作过的地方调查，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原来即墨大夫专心治理即墨，为百姓办事，不肯献媚朝中官员，故而得“反对票”多；而阿大夫在阿地不问百姓疾苦，田园荒芜，而只知用钱物贿赂朝臣，笼络人心，故得“赞成票”多。结果，齐威王重赏了即墨大夫，而煮了阿大夫。

习近平同志在《不要引导领导干部当“满票干部”》一文中指出“讲群众公认决不是单纯的以票取人，敢负责、干工作的干部往往会丢点票。不能形成唯票的导向，不要引导领导干部当所谓的满票干部，否则就会引导干部当老好人，不敢得罪人，甚至拉票、贿选。”“考核干部要注重把握大节，抓住主流，注重品德…… 健全全面考核评价体系，提高干部考核评价的准确度及科学性，有效防止考察失真、评价失准、用人失误。”（引自《之江新语》第10页）做到多方结合，“历史、全面、发展、辩证地”考察干部，从而避免“变味”的测评而带来的负面效应。

（作者简介：陈思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杂文月刊》《杂文选刊》等100余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200余万字。杂文连续10年获“安徽新闻奖”（其中副刊类6次获一等奖）和2022年度“中国报纸副刊奖”（二等奖）。多篇作品收进《中国杂文年选》和《全国散文作家精品集》。有50余篇文章被选进省（市）中、高考试卷作文模拟题。）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