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痛并快乐着”的事。对于初学写作者来说，等待自己涂鸦的文字变成铅字就如少妇分娩一样煎熬;当自己涂鸦的文字变成铅字就似一个刚做母亲的少妇一样自豪。我虽不是女性，但我尝过那种煎熬的滋味，也有过那种自豪的感受。

　　互联网普及前投稿不像现在这样快捷便利，每篇习作要一笔一划地在方格稿纸上撰写工整，然后到邮局寄出去。既怕稿件在传递途中遗失到不了编辑的手中，又怕稿件不被编辑重视随手扔进了废纸篓，故从稿件寄出的那一刻起，每天都往门卫室跑，盼望那绿色信使带来编辑那怕只言片语的回函。

　　我于文字，缺了一种灵气，仅凭一份兴趣。80年代的教师不上晚自习，80年代的校园很寂寞，单身汉很孤独。读书是排解孤独涂鸦是消除寂寞的最好良药。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写一篇千字文，有十五六元钱的稿费，工资的四分之一多，可换几本名著精读细品打发几月时光，亦可购几袋粗粮囫囵吞枣解决几周温饱;而现在发文，除了名家，无名小辈大都要收版面费，许多报刊要向单位索取赞助费。在《黄石日报》发一篇千字文，教育周刊是零稿费，“西塞山”副刊的稿费也不到日工资的一半，不要说解决几周温饱了，三口之家下一次馆子怕是不能沾荤带腥的。物价飞涨，唯文字在大跌!上世纪80年代的稿费不算高的，比解放后文革前的稿费低，民国时期的稿费更是令人羡慕!在上世纪30年代，千字最低2元，名家的稿酬看人论价。鲁迅的稿酬是千字6元，张恨水的稿酬是千字8元。当时是银元，与今天的人民币不可比。当年在北平图书馆做职员的谭其骧在回忆录中有一个细节：他坐黄包车(相当于现在坐面的)从景山西门到东安市场，只要7个铜元(1银元等于460个铜元，460÷7=65.7)写一个千字文，就算最低的稿酬2元，也可以叫130次黄包车;现在写一个千字文能叫几次面的?在北京估计一次面的也叫不成。

　　喜欢涂鸦，不喜署真名，倒不是怕出名。刚参加工作不久，不慎读了一本《姓名与人生》的小册子，读得心情忐忑，为趋吉避凶，按“三才五格”将姓名中的“卫”字改成了“韦”字。时间一久，到底哪个名是真实的我?以至同事都常常弄不明白了。权且时髦一回，就将那个假名当笔名吧。笔名常常扰出一些麻烦来。刚开始来了稿费单，找单位开一个证明，再盖上鲜红的公章，在邮局能取到钱;不知从哪时起，邮局再也不开这方便之门了。有一次，与服务小姐据理力争，引来围观者众，后是一个经理模样的妇人给予通融，才解决问题。二三十元钱的稿费本来不多，有时坐一个来回的面的就花掉了，再搭一些时间与精力真是不划算。再到后来，干脆懒得理那事了，免得还受气。我抽屉里就有几张没取的稿费单。

　　前年11月，收到一张《湖北教育》寄来的80元稿费单，觉弃之可惜，抱着试试的心理，办好一切手续再到邮局，叫号、等待……好不容易坐到柜台前，服务小姐告之不给取钱的理由，很充分——系统升级，假名无法识别。本来也是无所谓的，只是浪费了8元钱的面的费及40多分钟时间太可惜。无意中将此事短信告诉了给我发稿的曾宪波先生，没想到曾先生将这小事当回事，杂志社的程雅琪女士几次电话联系我补寄稿费事宜，很感动。

　　又说到民国了，那时的作者基本都用笔名，周树人的笔名最多，名气最大的笔名是“鲁迅”。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所使用的笔名有156个。我不知道的是，他用那么多笔名，他的稿费是怎么取出来的?邮局怎么就不给他制造一点麻烦。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系统升级之说，但邮局要你到单位开证明，盖红印不为过吧?鲁迅先生做了多年的自由撰稿人。那个时期，他没有单位，到哪里开证明，到哪里盖红印?看来，民国时期的邮局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约束罢了。少了约束多了温馨，更彰显了人性化。

　　从一个文学爱好者一路跌跌撞撞走来，得到了许多相识与不相识的编辑老师的帮扶与引导，尤其是《中国教育报》的编辑更是令人难忘。凑巧的是《中国教育报》给我发稿的四位编辑都姓张。他们分别是张以瑾、张婷、张滢、张贵勇老师。《中国教育报》还有一位不知姓名的编辑，也令我感激。他曾将我的一篇不宜用的稿件推荐给《中国中学生报》，得到了又一位张姓编辑庆华先生的充分肯定。张庆华先生不但编发了我的拙作，还亲笔给我写信勉励。

　　为什么能得到那么多张姓编辑的眷顾?是偶然巧合，还是与张姓有缘?!在冯氏的族谱中，我一个过门不久就不幸过世了的亲大妈也姓张。难道是大妈的在天之灵相助?无论何故，那些编辑老师的敬业与善良令我动容。试想，如果一个编辑缺少敬业精神没有善良之心，他会将一个陌生人的稿子转投他刊?他能亲笔给一个素未谋面毫不相干的作者写信?!

　　在黄石文化人的圈子中，也遇到几位令人难忘的编辑。给我发处女作《赴约》(发于1987年第5期《散花》)的耿修学先生当年是市文联副主席、《散花》杂志社德高望重的资深编辑。为鼓励后学，他多次约我这个无名小辈去他的办公室面谈，受益匪浅。耿老师后来陆续给我发了几篇散文和小说。耿老师的关心不仅在文学上，生活上亦不例外，目睹我单身汉生活的窘境，热心做我的月下老人，让我在而立之年结束了单身生活。

　　日报社的彭志雄先生是一位极随和幽默风趣之人。他对作者的扶持竭尽全力，对朋友的夸赞也是不乏赞美之词。拙著《教育无痕》出版后送了他一本，只是礼节性的尊重，不奢望他能抽时间读那些粗浅文字。然而，我的猜测错了，彭先生应该是读，——至少是翻了的。当年元旦，彭先生给我寄了一张贺卡，贺词为：“韦编三绝气吞虎，光芒四射笔生花。”我十分喜欢，不仅因为彭先生的才气，更是因“韦光”二字嵌入了对联的题头。只是“韦编三绝”是承受不起的，那是描述的孔圣人苦读《周易》的故事，“光芒四射”更是言过其实。彭先生对我的夸赞实在是受之有愧。因人员变动，市散文学会主席范国强先生几次邀请我任散文学会副秘书长继而秘书长，我一直犹豫不决，不是谦虚，更不是怕浪费时间。我实感能力有限，一怕有负期望，又怕滥竽充数做了南郭先生。后来，又是彭志雄先生的鼓励与开导，免除了我的担心与忧虑。那份真诚，实在令人感动。

　　日报社的吴高斌先生做了半年时间的《教育周刊》主编，2013年上半年连续给我发了四篇教育随笔。吴先生是一个十分较真的人，曾经因为一个标点符号是用“;”还是用“。”半夜三更在电话里与我探讨。那种对工作的执著与对作者的尊重，一直令人难忘。吴先生知道我是学校副校长、是他的作者，但不知道我是他儿子的科任老师和班主任;我一直将吴先生当作一个尊敬的编辑，但不知道他是我的学生家长。高考前的一次家长会，弄清了我俩除作者与编辑，还有教师与家长的双重关系，真是相见恨晚。可惜，吴先生在《教育周刊》只呆了半年就换了岗位。

　　与女编辑不结缘，大概因为性别差异、文风相左、口味不对之故，投给女性编辑的稿子是十投九不中。一次，与一副刊女主编同桌共进晚餐，席间聊起投稿之事。女主编是一个才女，先是夸我文章写得好，再说我文章太长不宜用。女主编很聪明，她既拒绝了作者，也顾及了作者的自尊，还给了作者极大的面子。我虽比她年长，在为人处世方面我自愧不如。

　　对那些默默无闻的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先生常怀感恩及敬畏之心。想不到，一不小心，我也成了为他人作嫁衣之人。年过半百，百事无成。我本想即或忙忙碌碌，但求谨言慎行平安着陆，了此一生足矣。承蒙领导、文学朋友信任、看重，做起了《黄石教育》《散花洲》的业余编辑。尽管业余，但我丝毫不敢马虎。面对每一篇来稿，我反复审阅，生怕“有眼无珠留下遗珠之憾”(阎纲语);面对每一位作者，就想到了当年我投稿时的那一份企盼与祈祷。

　　做作者，痛与快乐共存;做编辑，快乐与痛交融!

　　2016年5月3日二稿

　　本文编辑：邓康康

　　审稿：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