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部队转业地方前，一直在司令机关“帮国家腾麻袋”。如果按对口分配原则，转业时最适合进市委市政府机关，最不济也可以到与“党政”沾边的相关部门，继续较为轻车熟路地“腾麻袋”。但那时正值我国改革开放的“改革阵痛期”，军地组织都号召刚刚脱下军装的我们，继续发扬我军“主动承担危难险重任务”的光荣传统，为党排忧为国解难，到企业去建功立业。况且，那年月经商大潮汹涌澎湃，神州大地呈现一派“十亿人民九亿商”的非常景象，“停薪留职”是热门话题，“下海经商”则如火如荼。

　　在此大背景下，不仅各级党政机关干部纷纷“跳下大海”，那些本来就在“海里”的企业科室人员也争先恐后“游向深海”。某商业企业在党政办科员一头扎入商海经营实体，其职位正虚位以待时，企业便以提供住房相吸引，到市军转办选中“文字工作能力较强”的我去填补“瘦缺”。本人由此步入陌生领域，成为边缘人群中的一员，与官本位体制渐行渐远……

　　当时，从部队带回的四个“毛箱子”已运抵沙市，去军转办“挑中”我的那家企业，与我在部队长期从事的工作性质相去甚远。本来还想调换个较符合自己心愿的单位后再安顿，可事不待人，几个大“毛箱子”长久滞留火车站，多放一天就要多交纳一天高昂的保管费。再说，想在短期内调换个又适合我又有房子的单位，对初来乍到的我来说谈何容易?要求报到的截止日期眼看就到，我只得就坡下驴，权且先去这家企业落脚，等对地方情况不再两眼摸黑时另作打算。这是我在人生重大转折期，首次受制于房的“不二选择”。

　　人家承诺提供的住房，尽管只是间20平米的“斗室”，但与只想要我这个人，却连1平米也无法提供的其他单位比，其优势就凸显出来。我这一“择优”落脚，该“斗室”就成为我们三代四口之家的卧室、起居室、会客室兼厨房了。在该企业改善住房条件遥遥无期的情况下，我提出自己一人先调出去的打算。人家说：你要走没问题，也不要先一个人走了，那就把老婆也同时调走吧。潜台词是“走人就得退房”，于是我不得不知难而退。这是我第二次受制于房。

　　转业很久后，上级姗姗来迟的军转干部住房补贴款总算到位，情况才有所改善：企业在紧挨“斗室”的空地上，为我修了一间6平米的厨房，我们在厨房一侧靠墙摆上行军床，晚年单伴的老父亲，夜晚就有了较为安稳的栖身之处。“斗室”的门顺理成章改到厨房这边，原来门那边的通道，恰好可改造成儿子的活动空间。可是，当在那搭个小床后，就没法放哪怕再小的书桌了。活人不能被尿憋死，我苦思冥想一阵后眼前突然一亮，于是提出创意，老父亲自动手：将一块足够做作业用的木板，用活叶与窗框相连，平时靠墙而挂，做作业时以床当凳，将木板掀起，再用木头撑稳固牢，儿子做作业就“要多好有多好”了。为此，我们蛮有成就感了好一阵。

　　再后来，眼看一“权且”就是五年，在对我应该说有知遇之恩的这家企业改善住房条件没有可能了，我就下决心跳槽到承诺提供一套崭新两室一厅的某乡镇企业。可好景不长，该企业兴盛期一过，房价的市场行情一看涨，原来随行就市交够钱让住，却迟迟没给办产权的房子，若不再成倍加钱，人家就不让继续居住等诸多问题接踵而至。

　　我就在心里感叹：个人的利益与力量多么渺小啊!继而又在心底自嘲：看来我“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难满升”啊!

　　好在儿子“书读出来”后，到上海找到工作没几天，就意识到“要不了多久，不仅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而且很多城市的房价，都还会更大幅度地上涨”。好在随后的十大几年，我们顺应房子从刚需到改善、房屋功能从居住到投资甚至炒作的历史性演变，通过一家人，特别是儿子不知疲倦的多番折腾，我家住房条件不仅一次又一次得到改善，还投资了商铺。但受制于房若干年的经历，还是对我本该更加顺畅一些的下半辈子，留下些许遗憾。

　　2017/04/28

　　（作者现居湖北荆州市沙市区，自由撰稿人。）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