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众多纪念活动中，有一项是党中央决定对党龄达到50周年、一惯表现良好的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据悉，首次荣获纪念章的老党员有710万名。我为能成为“首获者”中的一员感到荣幸。

站在党旗下，佩戴着金光闪耀的纪念章，面对鲜花、掌声和四处投来钦羡的目光，我激动、沉思……

这段时间，时常有人祝贺我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我总是对他们说，纪念章上前四个字“光荣在党”是党的，我充其量只配后三个字——“50年”。闻此言者多是微微一笑，说我这是谦虚。

我不是谦虚。要说光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本身就很光荣。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力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先锋队组织，是我一生的向往和追求，当然是无上光荣的。

我是1965年12 月从湖北省天门县应征入伍，1966年7月2日在解放军汽车第37团二营七连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在部队，我由一个农村青年，逐渐成长为一名军队干部，分别在团、师、军（总部派出机关）、大军区机关工作过，担任过两个团单位的主官，立过三等功和被沈阳军区后勤部评为优秀党委书记，还在军队和地方企业任过高管，直到退休。回想自己入党50多年的经历，不光是有一种虚荣心的满足感，而且确实认为自己能为党的事业做点事情由衷地感到高兴、自豪、光荣。

然而，我更感到光荣在党，在于党对我的培养教育。我这个连初中都没读完的青年，到部队后全靠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以及首长和身边同志们的传帮带，才懂得一些做人的道理，学会一些做事的本领。

就拿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方面的学习来说吧，印象比较深的有：1972年部队派我到解放军军政大学（当时军队最高学府，现国防大学前身）学习半年；1974年又派我到总后襄北干校学习马列原著5个月；1975年参加总后勤部（陪同军师领导干部）理论读书班学习两个月；1982年参加解放军西安政治学校全军组织干部培训半年；1983年至1986年，参加沈阳军区组织的辽宁大学党政干部基础科（自修）学习；1988年至1991年参加哈尔滨工业大学（函授）经济管理专业学习，分别获大学专科和本科毕业证书。我粗略地算了一下，仅上述所列学习时间近三年，这还不包括参加部队正常政治教育课和一些会议所安排的学习。我有时想，我虽然无缘上大学，实际上在大学学习的时间并不少。

当然，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的学习仅仅只是个人成长进步的一方面，回想我这50多年来历经河南、东北三省及内蒙等各地，在各个工作岗位，面对各种急难险重的任务以及个人得失方面的考验，更是在于党组织的领导、指引、鼓励和鞭策。要说这些的话，肯定一时半会儿是说不完的。

在我入党55年的经历中，有33年是在军队度过的。作为一个军人，虽然未曾金戈铁马、浴血沙场，但我所经历的总是与准备打仗、迎接战争考验相关联的。

1965年8月，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巴基斯坦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同时向我国求援。9月16日，中国政府鉴于印度军队越过早已划定的中锡边界线上修筑大量工事进行领土挑衅，照会印度政府文到三天内撤除入侵工事，停止一切入侵活动并保证不再骚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大威慑下，印度担心受到两面夹击，不仅按期撤除了在中锡边界上的全部56个工事，还归还了被劫掠的藏族同胞和牲畜等，中国军队最终没有出兵。9月23日，印巴双方同意休战。

我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备战形势下于当年12月参军的。所到部队是我军组建最早的一支英雄的运输部队——汽车第37团（当年陆军服役期为三年，我们是按特种兵征召的，服役期为五年）。如果当年中印边境开战，这个团已经做好迎战准备的一营和三营即会一声令下，立即出动，执行保障战争胜利的运输任务。我到部队后，因为这个团担负着总后勤部战备值班任务，很快投入紧张的战备训练，时刻准备打仗这根弦绷得很紧，只等一声令下奔赴战场。

1969年4月，中苏边境爆发珍宝岛战争，我们团奉命从中原、西北调防东北，执行战备训练保障任务。那年9月25日至10月19日，我参加了总后勤部召开的“三代会”（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最难忘的是与会人员作为观礼代表，参加了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首都百万人民群众庆祝建国20周年大会，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10月14日18时20分，我与会议代表一同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这将近一个月的会议期间，我们都是在一片欢乐、幸福、祥和的气氛中度过的。

多年后从解密披露出来的信息中了解到：其实那些日子并不是太平的。苏联为报复珍宝岛战争中的败局，密谋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我国的重要军事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由于毛泽东主席和政治局积极巧妙应对、全面动员备战，加上当时我国已具备有东风2号弹道导弹负载核弹头的核打击能力，致使苏联慑于我国核报复的威慑，始终未能开启核武库的大门。

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一触即发。为应对苏军趁机对我北部边境入侵，沈阳战区进行周密部署，进入一级战备。我当时在沈阳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任组织干事，与另一位宣传干事被指派到后勤二分部前指。出发前政治部首长对我们交待，一旦战争打响，你俩就隶属于二分部领导。二分部前指设在黑龙江省绥化地委党校，负责黑河方向防守部队的物资保障，包括军需、油料、军械、卫勤等。先期到达者正忙着熟悉当地情况，筹措物资保障，就连当地老百姓冬藏多少土豆、萝卜、白菜等物资都登记汇总，以备急需。我们到那里后很快投入工作。我的任务是协助二分部前指组织部门制定并实施战时党组织健全、火线入党、立功受奖、伤亡人员的抚恤安置方案等。2月17日对越反击战打响，捷报频传。每天晚上，大家紧张工作一天后都围坐在一起收听南方传来的战况。3月16日，完成了反击作战任务的中国军队全部撤回国境内，新华社奉命宣布这场自卫反击战胜利结束。不到一个月，中国军队速战速决，达到自卫反击目的后班师回国，使得当时战略重点在欧洲的苏联失去了发兵的借口，沈阳战区此次北部设防任务也随即宣告结束。

用这么多文字叙述我军旅生活中的几段经历，是想以切身感受说明，`我们生活的和平年代是来之不易的。我进一步想，“光荣在党50年”，就是这后三个字“50年”也不全是由我所能得到的。试想，若是没有强大的祖国，没有党和国家“以战止战”的方略，说不定我早已为国捐躯，不在人世……由此，我深情地怀念那些为了祖国的安宁、人民的幸福而献身的人们，他们之中许多人虽然在党不到50年，有的甚至是在他们牺牲后才被追认为共产党员的，然而他们虽死犹荣，荣光与日月同辉。想到这些，我对他们肃然起敬，深深地鞠躬！

（作者简介：王端阳，湖北省天门市人，1947年6月生，1965年入伍，历任战士、干事、股长、科长、团单位政委，1993年转到企业，2007年退休。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协散文创作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黑龙江省杂文学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老艺术家协会会员，哈尔滨市文史馆馆员，一级作家。已出版散文、杂文集《灯下拾穗》《凳上思絮》《凭窗感悟》《伏案写闲》《笔留犁痕》《纸录心音》）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