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第一次出现鲁迅这个名字，是在百年前1918年5月的《新青年》杂志上，一篇《狂人日记》短篇小说的作者笔名。

其实，这个1881年9月25日在绍兴新台门周家出生的男丁，赋名周樟寿，字豫才，1898年又因择校读书而改名为周树人。

1902年，周树人被南京陆师矿路学堂公派日本留学。1904年他从弘文学院毕业后，又选择了学医。其初衷是：一方面缘于年少时父亲生病医病的艰难经历，让他萌生了学好西医既能治病救人，又能寄希望于西医的手术，可以矫正中国妇女被摧残的“裹小脚”意念；另一方面是西医和日本的强胜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启迪。

如果，他继续学医从医，很有可能是一个怀有人道主义而救死扶伤的名医周树人。而事实是，他断然决然地“弃医”了。那么，是什么样的心路轨迹和人生的价值取向和走向，让原本学医的周树人蜕变成一个“弃医从文”的思想战士呢？

在日本仙台医校，周树人跟着老师藤野先生学医，每科成绩都是优秀的，而他学至半途毅然退学。导致他退学的动因，是强烈的爱国自尊心受到刺激。课堂上放映了一组幻灯片，片中展示的是中国人被杀头的血腥惨状场面。当他看到那些围观杀人场面的同胞脸上没有愤怒和哀伤，“一个个木然无所表示”的奴性姿态，震撼了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他深刻反思悟到：任何高明的医术也救不了这样的奴性之人。因为从存在的价值上说，这样的奴性不能算作真正的人。在当时的日本，报纸和广告上，都把中国人视为猪一样的“动物”。他深知，中国人之所以被称之为“东亚病夫”，其病不在于身体，而病在“思想”与“精神”。于是他决意“弃医从文”，以文当医。

1909年6月，他惜别老师归国回到浙江，先在杭州教书，又回故乡办学。正值辛亥革命浪潮蜂拥，他为了捍卫革命，曾领着学生握刀持剑到街上游行示威。然而，他在那一段的现实社会中，看到的是《药》的愚昧，是《孔乙己》的悲凉，是《阿Q》的自我精神醉相，自私自利和新旧勾兑。

当他得知同乡加同学，意气风发的鉴湖女侠秋瑾血洒绍兴古轩亭口，好朋友陶成章、范爱农等身归黄土，他茫然“共和使人变成沉默”的中国，前途何在？迷茫了、彷徨了。当他沉溺于古籍、金石、佛经的玩物时，是挚友钱玄同与他的促膝长谈，指点了迷津。佛如一个睡梦之人，几语惊醒梦中人，周树人脑洞大开清醒了。他以笔代戈，奋笔疾书，《狂人日记》问世了。由此，鲁迅横空出世。

他假借狂人之口，放声呐喊：中国是一个“吃人”的民族，我们在被吃的同时也同样吃人。《狂人日记》使鲁迅一鸣惊人。这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滥觞。他的兀现成为令人仰望的高峰。此后，鲁迅以锋锐的刀笔，像战士一样，投身到狼烟浓烈的新文化运动之中。在传统与现代、愚昧与科学、专制与民主的论战撕扯斗争中，鲁迅坚守着“改革国民性”的命题，发出了启蒙思想的强音，为弱势个体和群体发出了拯救般的声援，对吃人的社会制度，展开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无畏批判。

周树人毅然丢掉了学医救人的幻想，化名鲁迅从容从文，在中国20世纪的文化园地里，使他的文化色彩大放光芒，于是，亲切晓畅，风趣清新的《朝花夕拾》和行文冷峻、意象独特、意境幽深，极富暗示性，对中国白话散文诗的影响深刻的《野草》等名篇散文出现了；以白描手法刻画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首开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先河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及《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名篇小说出现了；特别是以一种最直接、有力地对现实发声，更具文胆的“杂感”文体，如《为了忘却的记念》、《记念刘和珍君》、《拿来主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佛如匕首与投枪般的杂文力作出现了，如同一剂剂猛药，直通国人的思想“病灶”。

也正由此，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享誉世界级的文学大师--鲁迅，诞生在国人心中。也使他这个“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的政治文化批判者的伟大形象，耀眼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鲁迅针对已有觉醒的国人，1921年12月，他又让《阿Q正传》这部整合了几乎所有中国人“劣根性”的中篇小说，再一次警醒国人，又一次彰显了一个文化旗手的责任担当。

鲁迅是一个天生的思想战士，只要有纸和笔，加上一卷纸烟，独自一人就能坚持战斗。正如毛泽东评价的那样：“鲁迅先生没有一丝奴颜和媚骨”。

百年历史佐证，正是周树人的“弃医从文”，成就了一个不朽的伟大鲁迅。

（作者简介：高浦国，黑龙江省尚志市人，全国杂文作家研究会理事，黑龙江省杂文学会常务理事，尚志市委党校退休干部，研究馆员。）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