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先生在《题兰竹石二十三则》中有一段著名的祝福朋友的话，曰：“一竹一兰一石，有节有香有骨，满堂君子之人，四时清风拂之。”他告诉我们只要结交品德高尚的人，置身于清纯优雅的环境之中，彼此可以更加美好。这段话，我在少年时光就熟读详记，铭慰着我艰辛困苦又浪漫充实的人生。

　　在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的前夜，我出生在一个马帮世家。战乱岁月，马帮生活难以维持，我祖父要我的父母亲借庙躲雨，分别在一大户人家协管家务。这户人家是西斋有名的书香之家，虽然富足，也是靠勤奋、智慧兴家立业。我父母虽然伺奉着这一家人的生活，经营着这家的产业，也还衣食不愁。最重要的是耳闻目染了这家的文明祥和之风，坚定了“耕读为本，兴家立业”的宏愿。虽寄人檐下，也有培育后代学文练武，借助文化知识养身立命的高尚追求。在家贫口阔、世事动乱的岁月，父亲送我们四个兄弟分别走上了只有富人子弟才有缘进入的求学之路，直至完成各自的学业。

　　我是四弟兄中的“老幺”，学业在新政权产生后完成。因父母的言传身教，我自幼就怀着文学的梦想，埋头书斋，从少年时期就献身文化活动，与身边的人分享文化赋予自己的快乐，在从教、从政的40年坎坷经历中，在文明之路上艰难前行，自我完善、自得其乐。

浪漫文学梦

　　文学，其定义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社会生活现实的艺术。我知道文学，并做起了文学梦，是因为我有一位伟大的有文学潜质的母亲。

　　我的母亲乳名“翠兰”，因上过学，也有学名，叫刘业芸。母亲家三代子女单传，均是女性。这并没有形成母亲的女性孤傲之气，她十分尊重男性家族成员。因外祖父是西斋洈水北岸的马帮头，我祖父是洈水南岸的马帮头，两人在长途押运中指腹为婚，我父母得以结为连理。此前约定，男不当上门女婿，但要长子回宗，我大哥随母姓刘。外祖父为了女儿出嫁后能大气做人，8岁时将她送入书斋，读了四年书。清末民初，一个小脚女子进学堂，在西斋可能还是数一数二的，好多富家女儿也只能锁身绣楼，不敢有此奢望。

　　民国初期，一个女子读完四年书，就算女秀才了。我懂事很早，三岁左右的事能记忆犹新。母亲对我教育大概从三岁开始。她写得一手毛笔字，还可为乡邻书写春节对联。《四书》、《五经》、唐宋诗词，都可以信口念来。言谈举止与当时农家妇女有点格格不入。我的家并不富裕，但书画文本却塞满了母亲的衣箱衣柜。我至今记得且能背诵还可略解其意的唐诗是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三岁的孩童，就在脑子里印上了这样一幅图画：宁静的夜晚，床前那一片明净洁白的月光，好像是地上铺着的一轮明月，不由得使人低着头思念自己的家乡来。这本是离乡游子的思乡情怀，让我这个三岁的孩童对自己的家乡油生爱意。后来母亲让我背诗认字，并用母亲女性的审美观念讲述着那字里行间的故事。我就陶醉在这中国文字故事里慢慢长大。那些将简单的汉字赋予了美妙想象空间的诗人、作家，就成了我心目中的神圣。1958年，我读三年级时，在当时的陈家嘴小学墙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诗作”，诗名为《小猫》：“一只可爱的小猫，长得不太高。每天卧在门口，等着主人来抱。我从学校回家，把它举得高高，昨天吃了五只老鼠，这是你的功劳。”老师大加赞扬，说我是学校的小诗人。

　　幼年有人引导，又有恩师激励，从四年级开始，我已不满足看连环画册(也称“小人书”)，开始阅读家里的“大本头”。从唐诗宋词，到古典文学名著，我开始一本本翻看。后来，我家在师范毕业后从教、因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长兄刘才汉将自己的书箱送回了家，我又读到了中国明清至民国年间的近现代小说。长兄的外国文学书籍也不少，主要是苏联的现代小说、诗歌。

　　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一边在浩瀚的书海里吸收文学的营养，另一方面也开始舞文弄墨了。第一招就是写日记。最早的日记写在用过的作业本翻面(没有钱买新本子)，每天的所思、所得、所见、所闻，我都记在本子上，也常抄录一些优美词句和生动的境物描写。到了西斋中学读初中，教导主任王抒扬老师发现了我的日记本，非常赞赏。他要教导员罗远书老师将我的日记本拿去，每周印出一张小报，刊名为《王先洪日记选刊》，并规定，全校周日晚自习前的读报时间，要宣读我的日记，并张贴在各个教室黑板旁的“学习园地”。

　　学校领导的这一举动激发了我的文学梦想，不再满足写日记和打油诗了。我准备把自己幼年听到的马帮故事写成小说，命名为《一匹枣红马》。

　　一旦有了文学梦想，心中的激情如洪水奔泻，差不多所有的星期天，节假日都用在了写作上。班上一个女同学张玉霞知道了我的写作计划，她从家里带来了一大摞废旧账本，让我作为稿件纸。因她爸爸是区会计辅导站站长，有这个条件。在创作小说的同时，我还开始文艺创作，如相声、快板剧、小话剧，还有小歌剧。我所在的班和学校的文艺晚会，多次用我创作的作品排练节目，受到师生赞美。

　　在我向文学进军的过程中，三位中外文学斗士坚定了我的文学梦想，他们分别是苏联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中国的高玉宝、吴运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玉宝》、《把一切献给党》三本中外著作，对我幼小的心灵震撼很大。三个人的著作差不多都是自传体小说。他们都读书不多，因为有梦想，有生活，在人类历史上，在中外文学史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当然，后来一些政治权贵利用他们否定一切历史和现代文学家们的高雅文学成果，并将他们的作品一概斥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阳春白雪”，好像中国人只需要“下里巴人”似的。

　　《一匹枣红马》的创作是我在课余偷偷进行的，初中二年级下学期，已经写了近三万字。作品讲述的是两个马帮家庭的悲喜故事。以我的祖父王安康和外祖父刘祖清的马帮生涯为背景，以一匹枣红马和主人公的生死依托为主线，马背上发生的生动故事都是我祖父在我幼年时讲述给我听的。解放前夕，我祖父那个马帮团队的马都献给了过江西征的解放军去拉军需品了，只留下了一匹已经衰老的枣红马。这匹马是一匹军马，抗战后期我祖父从溃退的日本马夫手中买下的，和我祖父相伴十年，1955年在为合作社的繁忙驼运中累死了。这匹马在战乱中的长途驼运中，多次救过祖父的命。祖父为它起了个名，叫“救星”，并以兄弟相称。祖父的“救星”兄弟死在一个风雪的夜晚。他为“救星”设置了灵堂，还请了个和尚来家念经超度它的亡灵。老人家用了整整一匹白士布裹着它，安葬在王家墓地里，并交待，他自己死后要和这匹枣红马并排葬着。

　　失去了这匹马，也告别了马帮生涯，祖父突然也衰老下来。在马死后的100天，祖父去世了。家人遵嘱将他葬在马坟旁边。我的家人在每年春节和清明去墓地祭扫时，总是在马坟堆上也放一挂爆竹，了却祖父对它的依恋心愿。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外祖父的马帮生涯和与这匹枣红马的情份，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祖父教育我要习武护身，从小就用马帮世家的家规训练着我。清晨起来(决不允许睡懒觉)，要饮一瓢冷水，再用冷水洗脸擦身。在刺脚的乱石河滩步行、小跑，是我三岁后的必修课。至于“行如风，坐如钟，卧如弓”的行为规范，更是祖父对我的严格训令。祖父自己没有长寿，但我却成了受益人。1968年参加社会工作，享受了近50年的公费医疗权利，至今天为止，松滋任何一家医院却没有我的疾病记录。年近古稀，还可称耳聪目明、思维清晰、行为举止可与年轻人比对。

　　回想那部《一匹枣红马》的书稿，我还是很满意的。当时就要完成创作了，一个意外中止了我的写作。1964年，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系统开展反对走“白专”道路的教育，对有“成名成家”思想的学生，不管成绩多棒，表现多好，一概视为“另类”。有一天，正在接受组织考验争取加入共产党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周华容发现了我的手稿。那时我也在争取加入共青团，周华容老师是我的介绍人。他非常严肃地找我谈话，要我放弃当“作家”的梦想，一心走“红专”道路，并与“白专”道路告别。第二天班会上，在他的鼓动下，我烧毁花费了一年多心血的全部手稿，并表态：一心求进步，不再想成名成家了!

　　但文学的梦想并不会挥之即去。我坚持课余阅读学校图书室所有的中外名著，从文学巨著中吸取文学营养，并坚持写日记，抄录佳句名段，特别是小说中关于景物、心理描写的动人段落。初中毕业那年，我又开始了另一部小说的创作，这就是反映西斋九岭岗农民起义的故事《山中怒火》。后来进入松滋一中农高部读书，很快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一场扫荡中国传统文明的浩劫又击碎了我的文学梦想。但我的阅读和写作并没有停，学校的图书室仍然是我停课“闹革命”的地方，为各种组织写“大字报”稿成了我的“专业”。上高中后，松滋一中的“文学之窗”每周都会刊发我一篇作文，供全校师生评点。我的语文老师李泽宇仍然相信：王先洪在正常情况下，走出社会后不是政治家，就是文学家。老师的赞誉和吉言让我在暗夜中仍然亮着那盏寻找文学之梦的灯。

悠悠文化情

　　文化，是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区别其它动物的重要标志。创造文化成果、享受文化生活、让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留下文化痕迹，应该是一个有识之士的基本需求。

　　文化素质的高低，决定着社会生活中的人文环境。我生活的家庭，乡村，在我懂事的时候，就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是那么强大、亲切、催人奋进。我的母亲虽然是一个小脚女人，但却是乡村文化活动的积极份子。我看到她在乡村自发组织的文艺宣传队里唱山歌，打腰鼓，扭秧歌，耍“九子鞭”(也称莲湘)。我母亲参加文艺活动时，总带着我，我感受到文艺宣传节目带给演出的人和看演出的人是那么多快乐和幸福，立志长大后要热爱文化生活，为社会文化奉献快乐的力量。

　　我最早参加农村文化活动的壮举是1956年春节，八岁的我为“王家班”的龙狮演出队“喊彩”。本来王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彩师王安朗老先生，他老人家出口成章，笑话连珠，并能到千家百户去打“莲花落”，这年他生病卧床，不能出彩了，大家想到了我。说这伢儿从小唐诗宋词不离口，且乖巧伶俐，反映快，还能“出口成章”，与老艺人们一唱一和，要我试试。至今我还记得在当时农业合作社主任陈继楚家喊的四句话：“金毛狮玩春景欢天喜地啊，来朝贺陈主任工作积极啊，农业社五谷丰登靠社员努力啊，祝明年陈主任当乡长当区长光耀门弟啊。”当时陈主任笑眯眯地摸着我的头说：“喊得好，喊得好，这伢儿有出息!”还偷偷塞给我两角钱，那时可是“巨款”，可买一个书包。

　　当时的村落里有三个热爱文化生活的中学生，一位名叫张正国，能编剧编戏;一个叫王邦相，能吹笛子、拉手风琴;一个叫王邦元，能拉二胡。每年寒暑假，由张正国牵头，合作社的青少年志愿参加，组建了一支以回乡度假中小学生为主的业余文艺宣传队，这批能歌善舞的青少年为农村群众义务演出。周边的社队经常邀约这支队伍去义演。那时群众热情很高，戏台、灯光都是社员无私提供。王邦相患了肺病，其父兄将自家房产变卖了两间，共50元钱，用于他治病，他只用20元钱为自己买了些药，剩下的钱买了演出需要的乐器和一盏照明的汽灯。王邦元用他母亲变卖鸡蛋的钱买了一把比较好的二胡。我家很穷，二哥用蛇皮和竹筒为我自制了一把二胡，虽然音色不美，音量也不大，足够我跟着三位年长的中学生学拉伴唱。后来到了初中，我虽然是班级和学校主要的学生干部，但总是校文艺晚会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学校开展学习雷锋、学习解放军的宣传活动，我经常带着同学们上西斋和新江口大街上进行街头演出，主要是演“对口词”，“三句半”，“快板剧”。我是编剧、也是演员，有时还是乐器伴奏。

　　1968年我参加了工作，那时每个地方都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的同事李学荣和肖志高先生都是农村文化艺术活动的先行者和组织者。我与他们二位合作，分别在洈水中学、西斋中学、文家河水库建设工地西斋团部组建了一只非常有名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出的现代京剧《红灯记》《芦荡火种》，分别在松滋、荆州汇报演出中获奖，自编自演的一些文艺节目也受到松滋、西斋地区的观众热烈欢迎。

　　1968年走上工作岗位后，我分别在松滋县养蜂场、西斋机械加工厂、西斋中学、沙道观中学担任一定领导职务，亲自参加文化活动受到一些局限，但我仍然利用“职务之便”，支持、鼓动身边的同事们参与文化活动。后来，我离开了教育领导岗位，到行政机关工作，分别担任了沙道观镇、刘家场镇党委书记、松滋县(市)法院院长、市政协副主席。无论工作怎么繁忙，我仍然不忘记支持和参与群众文化活动。在沙道观镇，因我的支持，镇文化馆馆长韩秀平同志工作努力，沙道观镇的群众文化工作非常活跃，在湖北省和荆州地区的群众文化工作中受到多次表彰。支持刘家场镇党委宣传委员黄在毅、张才英创办乡镇文艺专刊，后来经我一个年轻同事梅运全热心传承办刊业务，至今《山鸣》杂志在松滋也是独树一枝，在湖北省和荆州市也小有名气。

　　1993年后，时任松滋文联主席的张敬学在宣传部长张光喜同志倡导下，成立了松滋县作家协会。我因从教从政而淡忘的文学梦想又燃烧起来。《松滋文学》创刊，几经易名，从《白云边》到《洈水》，有了一个县级文学平台。此时，《松滋报》也复刊并开办了“文学园地”，更是为有文学梦想的我增加了力量。我在工作之余，开始在《洈水》、《松滋报》上发表诗歌、散文、杂文。1999年，我来政协任副主席，文友们在作协大会上邀约我加入松滋市作家协会。不久，我又分别被市文联和市作家协会聘为“名誉主席”。松滋多家文学协会，特别是杂文学会纷纷聘我为名誉会长和顾问。从1995年至今，近20年的“名誉”履职中，我听从于、听命于文化、文学的呼唤，为文友们创造开展活动的条件，筹集办刊、办报的资金。我的触角差不多伸到了每一个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受到了不少心地高尚领导者的支持，也受到一些浅薄之人的讥讽和异议。为了松滋的文化普及、文学发展我称得上“忍辱负重”和“鞠躬尽瘁”了。当然，我也受到松滋文友和上级文化、宣传部门领导的真心拥戴。著名作家刘醒龙先生激励我：“像您这样为文化、文学奋斗甚至不惜‘乞讨’相助文化活动的人，是最高尚的。我佩服。”我相继成为荆州市作家协会、湖北省作家协会、杂文学会会员，并参加了湖北省作家代表团的访欧文化之旅，感受了欧洲文学、文化在欧美工业革命和欧洲复兴中的力量。

　　2008年，我退休了，应几位朋友邀约，我参予并实际组织了《洈水流域志》的编修工作。我提供家庭的交通工具为编修工作服务，利用了市内外的人脉资源为修志筹资，动员了各乡镇、各科局和邻县乡镇的有识之士参予了编修工作。直到三稿定案，我从编修的团队中“淡出”，因不想从可观的回报中分享成果，但我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无私奉献却永远凝聚在那本令人称奇的厚重的志书中。

　　2009年5月，松滋市作家协会召开会员代表会议，会员们一致要求，市作家协会应该建立一个自己的文学平台，让600多名作家协会会员有一个发表作品、交流创作经验的平台，并公推我出任《松滋作家》杂志社社长，由市作协主席任总编，作协的主席团成员分别任副社长、副总编。同时决定：《松滋作家》因是社团组织会刊，没有财政支持，只能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吸纳投资人合作经营。最后有四人愿意出资参办，成为投资人，由我带头出资，并与市作协签定了合作协议。经我上下奔走，依靠荆州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易发新的支持和市文联主席曹其华的理解、赞许，《松滋作家》于2009年国庆节经荆州市新闻出版局批准，正式出版了创刊号。两期杂志办下来，经营效果不理想，总编退股辞职，我不得以从后台走向前台，社长、总编一肩挑，用坚定的步伐奔走在文化创业之路上。三年期间，发表了近两百名文学爱好者的小说、诗歌、散文、杂文，采写了一大批弘扬正能量的通讯、报告文学，对松滋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进行了讴歌颂扬。《松滋作家》在松滋发行量每期超过3000份，拥有了大批作者、读者和赞助者。杂志社也进入了良性经营状态。引为此生遗憾的是：我只顾率领杂志社这个小团队向前冲刺，没有协调好文学大团队的利益关系，加上一些异见和误解，三年后歇刊至今，这一良好的文学平台进入了静音状态。现在市文联将自己的机关刊物交给作家协会主办，应该对我是一种失落的安慰。一个百万人口的县市，一个近千人的文学艺术队伍，应该有多个文学平台。文化追求是最高尚的追求、文化产业是绿色的产业、文化消费是最理智的消费，心中有文化情结，工作中不忘文化建设的领导者才是合格领导者，这就是我的文化观。

　　从我少年时代爱好文学的经历中深有体会：文学梦想、文化情节，要从小形成。没有谁一夜色之间突发其想会创作出文学作品和文化产品。培养青少年的文学爱好、文化习惯，我也引为自己的义务。在《洈水》和《松滋作家》杂志上，我每年个人投资6000元(2006年相当于我三个月的退休工资)设立了“翠兰杯”校园文学奖，并开辟了“校园文学”专栏，扶植松滋的文学幼苗茁壮成长。

　　近十年来，我前后编著了自己的综合文集《三声集》、诗词专辑《秋夜月色》、散文杂文集《冬趣》，分别由中国文联出版社、远方出版社和香港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艰辛文明路

　　文明，是人类在生产实践、社会活动中创造出来的美丽文化成果，也应该是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文化符号。当一个讲“文明”的人，构建一个很“文明”的社会，应该是现代人类共同的奋斗目标。

　　我的文学梦想和文化情结，催生了我当“文明人”并为创建“文明社会”献身的热情。从学生进入社会生活后，我就走上了一条追求现代文明、立志为文明社会拼搏的艰辛道路。

　　用关爱之心去帮助别人成为我文明之路上的第一目标。我不到六岁失去父爱，母亲头上顶着三个老人(祖父、祖母、外祖母)的赡养义务，肩上担负着四个儿子健康成长的重大责任。孤军奋斗，难以生存。幼年时代，我就从乡邻同情弱者、关爱他人的慈祥目光中看到了爱的力量。我在母亲的呵护中长成，在亲友、学友、乡邻、师长和社会的援助中完成了学业，也立志在人生道路上用自己的力量去回报所有需要我帮助的人们。

　　1970年至1980年的10年时间，我在西斋地区担负了几项可以改变他人命运的敏感工作。一是招生，1977年前，大学、中专招生(还有高中招生)都由基层推荐选拔，指标县里分到区、社。我始终是西斋地区招生工作的具体经办人。我始终将目光盯住那些特别优秀又因家庭背景不好(只要父母兄弟和主要社会关系中有人出身是地主、富农家庭或在国民党政权加入党团、任过职务的，历次运动如反右、社教戴了某种“份子”帽子的)，一般是无法被推荐上学的。甚至有的父母虽然出身不好，但却当上了国家干部，并入党做了官，自己的孩子反而不能被推荐。我多次为这些受困的优秀人才奔走呼告，并利用自己一点小小的权利为这些人开方便之门。1972年，有个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李祖平被我定为在校生中推荐去读师范的对象，在生产队组织社员代表推荐时难以过关。只因其父亲在困难时期从林业局干部辞职回乡种自留地养家活命，被污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后来，我自己上阵，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那个生产队的“贫农组长”和大队“贫协主任”，让他们签名放行。李祖平从师范毕业后从教，1977年恢复高考，他报考大学时成为荆州第一名，录取到上海交通大学，读的热核专业，分别在九泉核武器基地和大亚湾核电站担任高级工程师，成为国家有用之材。

　　那时，从下乡知识青年和回乡知识青年中招收工人、干部，分别由区社知识青年办公室和区社组织部门考察录用。我一直是为这些考察候录人员整理“材料”的人。如何评价预选对象，靠我“笔上生花”或“笔下长刺”。我总是为勤奋好学的人、群众拥戴的人张目。在文家河水库工地，一个吃苦耐劳的刚满20岁的年轻民兵连长吴夕林引起我的注意。我采访了一篇通讯，登在工地简报上，并向和我一起工作的区革委会副主任、区委组织委员杜时新推荐了他。因我的宣传，吴夕林从大队党支部书记选拔为西斋区革委会副主任，后来担任了西斋镇党委书记，市计划委员会主任。

　　用自己的文笔去帮助身边的人在很长时间内是我的一种追求。在焦枝铁路建设中，我宣传了一个叫陈业风的“铁姑娘”事迹，并为她代写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的发言稿，在松滋发言中“一鸣惊人”，后来也被吸收为区社干部。石牌小学一支红领巾护路队事迹感人，我采写了一篇《活跃在洈河岸边的铁道小卫士》通讯，分别在《湖北日报》《中国铁道报》上发表，有名小卫士参加高考后，被北京大学点名招录。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重视抓教育，我为西斋区红阳大队总结了大队抓普及教育的“九字真经”，即“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后《湖北日报》《中国教育报》报道了这一经验，“九字经”成为小学普及教育的验收标准。当时的西斋区教育组长陈金甫成为全省普及教育工作模范，出席表彰大会后得到一台红灯牌收音机的奖品(当时可是贵重稀有之物)。他总是说：“这台收音机是王先洪花心血写出来的。”

　　用文学、文化的手段把身边的文明成果推介出去、为更多的人树立文明典范，这更是我几十年最大的心愿。在沙道观中学任校长时，我将一个班主任李萍老师的工作经验概括为“对落后学生不嫌，对优秀学生不宠”和“天天谈”(与学生谈心)、“周周访”(坚持家庭访问)、“月月评”(自我评价和学生评比)。这个经验被《光明日报》报道，李萍老师评为“全国模范班主任”。她的奖品中有一支金笔，李萍老师执意将金笔转送给了我。她说：“没有您校长亲自写作，介绍我的工作，哪有我的今天?”

　　1993年，松滋县文教局在西斋区集中编写《松滋县教育革命经验材料》，我参加了当时被称为“江南四才子”的写作小组，主持人是著名学者、秀才张柯曼先生。那时，要求紧迫，我曾三天三夜没有走出西斋区文卫室的一个房间，夜以继日编写了包括总结西斋中学“三结合”备课教学经验和红缨大队普及教育经验等十篇典型材料。正是炎热的夏天，其辛劳程度难以言表。

　　用欣赏的目光关注他人的劳动成果，用探索的目光观察自己所处的人文环境，并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用文字表达出来，是我在文明之路上走得最辛苦的路程。

　　在教育系统工作，我研究学校管理，探索办学经验;在行政系统，我研究领导方法和经济管理理论;在司法系统，我研究执法人员如何科学公正使用法律武器问题。几十年里，在《领导工作研究》《湖北社会科学》《湖北法制报》《长江开发报》《江汉论坛》《荆州日报》《松滋报》等报刊上，我发表了近百万字的理论研究文章，并与人编著了《经济法概论》，成为多数大专院校选用的法学教材。

　　因自己的理论研究是在工作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有很多独到的地方，分别受到理论界、社会学界的高度专注。关于领导干部团队的相容性研究、跨世纪领导人才的培养与选拔问题、乡镇企业组建企业集团的理论探讨，受到中国社科院、全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湖北社科院专家们的关注和肯定。1991年，我应邀出席了“全国企业集团理论研讨会”，1992年我应邀出席了“全国第二届青年领导科学研讨会”，我还在中央党校参加了领导科学优秀论分颁奖会。在三次全国性的理论、学术交流活动中，我的三篇论文都被评为获奖论文，并全部在大会宣读、交流。1992年11月份在福州举办的“全国第二届青年领导科学研讨会，交流主题是跨世纪接班人的培养选拔问题，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和我先后在大会上交流了自己的论文。此次会上，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湖北省软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分别聘我为助理研究员、研究员，《湖北社会科学》《领导工作研究》两家杂志社聘任我为特约记者。

　　在文明之路上，我努力践行着中华民族的良好传统，讲究诚信、勤奋好学、心地善良，且敬业爱家。在控制自己对名利的追求欲望中我接近苛刻，在把控自己的情绪方面也是力求平和。我用最宽厚的胸怀善待自己身边的人，包括“小人”。在近50年的社会交往中，我总是宁肯亏欠自己，决不算计别人，在为朋友帮忙、为别人主持公道正义中，我曾饱受委屈。我用最大的诚意尊重别人、理解他人。因此，自己也始终拥有一大批信任我、包容我、关心支持我的“铁杆”朋友。

　　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良好的家庭环境。夫唱妇随、父慈子孝，是中国家庭和谐的基本要求。“文革”造成的父子反目，夫妻成仇，兄弟相斗的恶果，没有让我沉沦，随波逐流。我坚守着中国人的道德底线。我大哥1957年被打压成“右派分子”，在最困难的三年天灾人祸中，我忍受着自己的饥饿、寒冷，一个人从西斋步行30多里到纸厂河金羊山政治犯的教养所，给受难的大哥送钱送粮，那时我年仅11岁。我不怕自己受牵连，保持着和大哥的往来，曾被同学举报我与右派大哥没划清界限而失去了一次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机会。

　　在建设家庭、亲友往来、子女教育中，我用最大的诚心、善意和进取精神去影响大家，并尽最大努力为所有人创造幸福和快乐。我的一篇《家有贤妻好做官》的人生随笔在《松滋报》发表后，邻近县市许多党政机关将这篇文章列为对机关干部进行教育的教材。我不做见利忘义的事，更不做损人利已、损公肥私的事，在50多年的社会生活中，我没有留下坑人害人、贪污腐化的任何劣迹。

　　让我欣慰的是：在文明之路上我努力前行，得到了很多光荣称号，如“模范中学校长”、“模范乡镇干部”、“湖北省优秀法官”，但真正让我自豪的是：年近古稀，我的朋友、文友遍天下!

　　本文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