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故，每当说到大串联，我的眼前就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冬夜，寄宿生宿舍的同学大多睡了，却有一人脱光了衣服坐在床上。只见他双手捧着棉衣，在上面寻找着什么。一旦发现了什么目标，右手就会猛地伸过去。原来，他是在棉衣上捉虱子。他是我的上铺，本是个很讲卫生的人，身上不应该有虱子。有了虱子，他也不好意思说给同学听，生怕受到别人的嘲笑。在大家再三追问之下，他才说出他身上的虱子是串联时从外地带回的。几天后，全宿舍的同学身上都有了虱子。到了夜里，大家都脱光衣服，坐在各自的床上捉虱子，谁也不笑谁。

　　可怕的不是串联时带回了几只虱子。在同学们的围歼之下,带回的虱子很快被消灭了。可怕的是从北京带回了“革命”精神、 “革命”观念与“革命”手段。串连前，也有学生对被揪斗的老师拳打脚踢，但这种行为会受到谴责：中央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动手动脚就是不听中央的。现在到北京一看，北京的学生也打老师，打死老师的学生还登上天安门被领导人接见，这说明了什么?北京的学生能打老师，我们为什么不能打?于是，串连之后武斗变成家常便饭，不仅打老师，也打持不同观点的同学，本该和谐的校园变成恐怖的地方。有人理直气壮地说：“恐怖有什么不好?我们这是红色恐怖。红色恐怖万岁!”最恐怖的时候，好多同学不敢住在学校里，住进了镇上的一家铁工厂(该厂的工人大多身强力壮)。还好，恐怖虽是红色的，是一种好的必须的，也没有持续过长的时间。

　　我记得是在1966年5月，也就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已经在迎接高考的时候，我们一下子成了职业革命者，既不上课了，也不回家工作，而是在校里整天搞文化大革命。不过，尽管整天闹革命，不少同学还偷偷摸摸看教科书，以为停课是一时的，暑假过后，我们还会正常上课，我们还是要考大学(一个人想象力再丰富，也难想到在和平年代，一个国家大学会停止招生)。然而，我们想错了，过了暑假，我们没有拿到新课本。大约到了这年九月，我们学校的师生开始外出串连。外出串联，自然没有同学将课本带在身边。回到学校，同学们更是满怀豪情，以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并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哪里还有心思读书呢?就算有同学想看教科书也不敢看。白专道路、成名成家等帽子等着你呢。这可不是防晒的凉帽、防寒的棉帽、防砸的安全帽，戴在头上可不是好玩的。因而，完全可以说，好多老三届高中生的升学梦是在大串联中彻底破灭的。

　　说到大串联，我常常会产生一种荒诞感：国家本该鼓励学生好好读书，可那时却鼓励学生在全国到处乱跑(有好多学生串联主要目的就是玩，哪里好玩到哪里去。一位南大学生告诉我，他借串联之机，跑了大半个中国，游览了上百个名胜古迹);国家本该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可那时却号召学生外出学习或传授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经验;为了鼓励学生乱跑与破坏社会秩序，国家还免费解决串联学生食宿问题(吃饭要缴粮票，不要缴钱)，同时，只要出示学校开的外出串联证明，就可以免费乘坐汽车火车轮船(如果在今天，也许有串连学生为了“革命”的需要而乘飞机吧)。古今中外，有第二例么?

　　当然，以上说的只是大串联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于别人有什么印象，那是别人的事。有人说，大串联锻炼了人，给了他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有人说，让他经了风雨，见了世面，了解到社会这个大学校;有人说，大串联增进同学之间的友谊，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这都是他们的自由。我只是有个疑惑，假如他的儿孙上到了高中，他们愿意儿孙拥有这样一笔财富、上这样的大学校、留下这样美好的回忆吗?如果文革及串联20多年又来一次，恰巧让他们的后代都能赶上，他们是不是很乐意?

　　（作者系首届全国鲁迅杂文奖银奖获得者，其获奖作品为《麻雀为何要自由》）

　　编辑：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