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罗说的“5号”，是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的陈明义将军。陈将军任西藏军区的前身原18军参谋长时，老部属都亲近地叫他“5号”。在他早已成为现在的“1号”后，老部属们都还习惯喊他“5号”。他也很乐意接受这一延续亲近的称谓。

　　就这样,我与老罗认识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时不时去文工团老罗处玩，他也时不时到司令部打字室回访我。这期间，我时常帮他打印歌单这类小忙。为尽量少麻烦我，更多的时候他都是亲自用腊纸刻好歌单后，只拿来让我帮他油印一些。这样，我们的交往自然密切起来。虽然多次搬家遗失了不少，但我手里至今还有他亲自手工刻印的珍贵歌单若干。

　　那时能让公家给安部电话，既能提高工作效率、改善生活质量，又是经济政治待遇、身份的象征，谁不梦寐以求?因此，当军区决定给司政后三大机关正处以上干部在宿舍安装电话时，老罗也动了念头。但是他的想法在文工团是难以实现的。因为文工团隶属政治部，团长、政委才算“正处”，且与机关各处的处长有所区别，不一定轮得上。而在文工团担任艺术指导的老罗，资格虽老，名气虽大，但职别却有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人家将他按正处对待，他就是正处，人家不把他当正儿八经的正处，他就有点尴尴尬尬，若在家坐等“好事天降”肯定没戏。于是，老罗就来找我，想通过虽说官阶比他小得多，但所处位置却相对便利的我帮忙。我本来有自知之明，没有把握不愿求人，但一想到老罗对我寄予这么大希望，也不好一口回绝，便答应先由我去找比较熟悉的通信处长敲敲边鼓、打打前站、说说好话，探探口风。我勉为其难去走了一趟，那位处长不愿意通融，这我能理解，也就打算将此事“阴消”了事。没想到事后他还放出很难听的话说：“我们司令部都还有处长没安哩，罗念一算哪把夜壶?”当此话传到我耳朵里时，我在心里嘀咕：“罗念一如果只能算把夜壶的话，你娃儿就只配给他提夜壶——处长遍地都是，而罗念一，整个军区，乃至全军都只这么一个，绝对的宝贝!”我的倔犟劲被那位处长的出言不逊撩拨起来，暗下决心，非要帮老罗把这件事促成不可。于是，我将当时报上连篇累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报道熟烂于心，利用自己在高长锦参谋长心目中印象蛮好的有利条件，有一次趁给首长送文件，见首长心情不错便“有的放矢”地提出，请他为老罗安装电话的事给通信处打个招呼。首长痛快答应，不久老罗如愿以偿，我也了却了一桩心愿。

　　这件事，让我着实体会了一把“当和尚都要在大庙里”的内涵，亲口尝到了“官本位”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的复杂滋味。

　　2017年6月28日

　　（作者曾服役西藏军区，现居湖北荆州市沙市区，自由撰稿人。）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