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赵宝权，籍贯宜昌市秭归县，出生于1924年6月23日，2016年农历二月十三病逝于松滋市。

　　父亲是家中的长子，下有一弟一妹，读过几年私塾，自幼聪明，十几岁和母亲结婚。为了躲避抓壮丁，婚后凭着一股闯劲，和母亲仅带着一个筋包袋子(用粗布缝的袋子，松紧绳收口)东下宜昌，开始了一生的奋斗生涯。

　　父亲勤劳又聪慧，很快就在宜昌市一家杂货店找到了工作，而且得到店老板赏识，当上了账房先生，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父亲司职的杂货店跟松滋华子咀(现新江口镇)最大的杂货店“恒新裕”老板有生意上的往来。据父亲讲，松滋老板叫熊子林，每次到宜昌进货见父亲心灵手巧很是喜欢，就鼓动父亲到松滋来做他的大伙计。时间长了，父亲被熊老板的诚意打动了心，加之年轻，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便带着母亲随熊老板到了松滋。

　　父亲卖货基本不用秤，凭眼力和手就能估算重量，误差毫克之间，心算能力极强，基本不用算盘。凭着勤劳和智慧，父亲慢慢在松滋县城安了家。

　　1949年，松滋和全中国一样，迎来了解放的日子。父亲是一个思想新潮的人。可能平时接触过共产党的宣传或者进步人士，在解放军进城的那一天，他从铺子里买了一挂鞭炮跑到青峰山城头去迎接解放军。之后，父亲参加店员工会，经常参加共产党工作队的一些活动。

　　松滋解放后不久，杂货店公私合营了，父亲就在新成立的土产日杂公司工作。因积极参加治安工作，作为进步青年，经上级领导刘新斌同志提议，他被选任和平路街道办事处主任(后和平街道和民主街道合并成立新江口镇街道办事处，任主任。相当于现在的社区工委)。他的工龄从1949年10月起算(没赶上离休时间)。他以极大的热枕投入革命工作，并自学补习文化。1956年3月16日，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9月16日转正，后担任新江口街道办事处主任副主任30余年。在为街道居民服务的同时，他和同事们响应生产自救的号召，还创办了不少集体企业。由于他们殚精竭虑，没有日夜地干，企业是建一个成功一个，如制绳厂、服装厂、塑料厂、玻璃厂等。规模大、效益好的企业都被镇和县里拿走了，成了国企和大集体企业，稍差一些的企业仍由他们苦苦经营。他们无怨无悔，并感到自豪，认为是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父亲的行政级别连芝麻官也排不上，但在“文革”中也挨整了。我亲眼看到他在现在的人民医院门诊部前的工人俱乐部礼堂台上戴着高高的尖帽挨批，说他是走资派，在随后的批斗中还被打折了几根肋骨。最可怕的一次，是一个所谓造反派在父亲晚上挨批后回家的路上，走到牲畜交易所(现电力总公司)时，抽出尖刀刺杀父亲。好在父亲身子敏捷，跑进了一户姓汪的人家，避免了一次政治杀戮。之后，每次父亲挨斗，母亲都要赶到批斗现场，陪父亲回家。

　　父亲一生听党的话，在新江口镇因为国家建设需要，他搬了四次家，前三次没有一分钱的补偿，搬一次家损失一次，最后一次搬家，也只由建设单位补了12000元。他一生没有官运，也没有财运，若是现在，他通过搬家也许都成了“百万富翁”了。

　　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们一共有三女二男五姊妹。因母亲无工作，全靠他一个人的工资养家。其实，靠他当时的权力，在小企业给母亲找份工作毫无问题，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还鼓励母亲做公益活动当居民小组长。他对子女既爱护又严格，靠他微薄的薪水五个孩子都上了学，成了家。他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相继把四个孩子都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自己也因为家庭超支借款，春节前还被发配到农村挖“泥粪”(塘泥)。而我那时年幼无知，还缠着他要五分钱去买根油条。有时父亲不给，就拿他的铜烟斗当废品卖钱。因此，我当然也挨了不少打。

　　父亲是个孝顺有修为的人。爷爷和奶奶再世时，他每月坚持寄5元生活费，其弟家庭贫困他还挤钱帮扶。他抽了几十年的烟，甚至还抽过茅巴烟，但是当人们谈到烟的危害后，60岁时他毅然一次性戒掉了。

　　父亲一生仁爱、包容，在我的记忆中，他没有一次和同事、邻里间发生过争吵，一生没有冤家对头(工作中的除外)。

　　父亲一生勤俭，哪怕是退休后，还推着小车卖烤红苕，种植花草，维修房屋。他一生没穿过品牌衣服、吃过大餐，节省下来的钱都分给了子女孙子们。他唯一的“奢侈”就是1982年我在北京当兵的时候，带母亲到北京、天津旅游了一次。这也是我这个幺儿子至今想来最对得住他们两老的事。

　　造化有灵亦有情。就在父亲逝世的当年，庭院中他亲手载种的蜜柚、泡柑、金钱橘竟奇迹般没有开花，没有挂果，以“歇枝”来送别他们曾经的主人。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父亲已离开我们两年了，而我自己也将步入退休时光。每次想起过去愧对父亲的一些言行，就无比的自责，尤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往往推说忙没有更多地陪伴在他的身边。时光不会倒转，惭愧也似虚伪。在父亲两周年祭的时候，谨以此文表达我深深的怀念。

　　祝父亲在天国里幸福!

　　（作者系湖北省松滋市中医院纪委书记，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医苑》杂志社社长）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