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章有三种人

　　陶友之教授说，写文章或写书有三种人：一种是为义而写，是为了表明自己信念、理想、志愿……为了传播知识或教育人而写;第二种人为义利而写，一手为义，一手为利，义利并重;第三种人是为利而写，不管写什么，都是为利，利字当头，不惜出卖人格、良心。

　　改革开放40年来，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身历其间，积极践行，努力研究、探索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少不了把学习或研究所得形成文字，先后出版多部专著，发表文章上百篇。然而能列为曲水流觞、千古传唱的文字，几乎没有。如果按陶老师给出的标准，我可以不无惭愧地说，我算不上是纯粹的第一种人，但绝不是第三种人。而对这第三种人，我历来是深恶痛疾的。我曾经说过：合格的经济学者除了具备较深厚的经济理论底蕴外，还应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和理论批评精神，凡事当前，社会责任第一，德行、名声为先;对纷繁复杂的经济问题，应明辨是非，激浊扬清，坚持真理;绝不为一己私利，出卖学者的良心和人格。 “凡出言，信为先。”这是为人的底线，我把它作为座右铭，努力实践之。

　　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是学者职责

　　我国曾发生两次圈地运动。一次是1992年前后，一次是2000年前后。就好的方面来看，这两次圈地运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政府在改革开放中财力不足的问题，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但负面效应是官商结合，“空麻袋背米”，严重地侵犯了农民的权益，破坏了生态环境。按我国宪法规定，征用农村集体土地是有严格的征用程序的。但是我国圈地运动，尤其第一次圈地运动，根本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谁看中了某块地，不需要农民同意，也不需要付钱，只要得到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认同，那块地就属于他的。活像当年十六世纪英国圈地运动，马蹄所到之处，土地主人便换上了骑马者。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圈地，这要看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看官位、权势。当时，我的一位朋友掌握圈地大权。有人劝我向他“要个10亩地，就发了，够下半世过神仙生活”。据了解，我国现有的亿万富翁5成以上是靠炒地炒房生成的。

　　面对丰厚的利益，我不为所动，出于一个经济学者的责任，或出于农民子弟的敏感性，深感经济要发展而如此征地不可取。于是，我通过学习宪法，学习马克思著作，基本搞清这个问题。造成乱征滥用农地，损害农民权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集体土地制度存在缺陷，所有者主体不清;地方政府权限偏大，“秃子打伞无法无天”，黑箱操作;农民缺乏话语权、参与权等。针对问题，有的放矢，奋笔疾書。在这十年中，我就规范征地制度，保护社会转型中农民利益，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等问题写了5本专著和上百篇文章，发表于省市级以上刊物，社会反应甚好，有8篇文章为多家权威文摘刊物转载，有6篇被编发内参上报。有一篇《维护城市化进城中农民权益》(经济参考报.2000.1.12)被收入《观点中国……影响中国经济决策100名专家的前沿观点》(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6)。

　　乱征滥用耕地的严重结果，除了大肆剝夺侵害农民权益的同时，原先良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先发展后治理”成了各地流行的指导思想，原先洁净的江水、空气、土地变得有毒。我们正在重蹈曾经被我们批判过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老路。生态环境的变化是个渐进的过程，当初常常不为人重视，尤其是缺钱的时候。作为学者有责任未雨绸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任上海财大城市经济研究室主任，经常被邀请参加各地市政府召开的研讨会。我利用与市长接触的机会大力宣传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生态环境建设道理。一些市长无奈地说，“理不错但没有钱抓生态”。为了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我就注重研究生态经济理论。1986年起连续在报刊上发表这类研究成果，比较有影响的是《略论生态经济平衡》一文(《探索与争鸣. 》1989.4)。此文后由人民日报海外版(1989.11.30)摘引，接着被选入《奔向21世纪中国城市》(山西出版社.1992.8.)。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

　　威廉·配第说得好：“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话长期来不为人看重，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年它才光芒四射，土地才成为一些部门、一些人发财致富的源泉。他们无时不刻地觊觎着土地，从现有体制、政策中寻找漏洞，寻找发财的机会。中央对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有严格限定：不得改变农地使用方向和农民自愿的原则。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简化土地审批程序，降低征地成本，故意正经歪念，利用土地流转政策，强行低价租入农田，高价出租，或用于工业，或用于开发房地产。农民怨声载道。作为学者有责任反映农民心声。2002年4月我写了一篇《农民集体土地要依法流转》的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后收到了多封来自上海郊区和外省的农民来信，反映中央土地流转政策被扭曲致农民利益受损的情况。我通过对本市郊区×镇x村的调查，写成文章，由《文汇报》史煦光先生编发内参上报，迅即得到了当时几位市委、市府主要领导人批阅。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随即编发内参上报中央。市计委领导人找我约谈，听取意见，市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及时制止了农地非法流转的现像，使失地农民权益得到了合理补偿或维护。

　　守住学者底线

　　市场经济是关系社会、利益社会。维护了一方利益，就会损害另一方利益。一方欢喜，一方烦恼;一方见你笑，一方见你恨，甚至给你颜色看。为此，讲真话，要维护农民利益，就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有一次，我根据一封农民来信去一个地方调查闲置地问题。当地一些人企图对我干扰，以至动粗。好在有人知道我当时还兼任市府决策咨询专家，有个护身符，投鼠忌器，这些人才不敢轻举妄动。一些商人，利益集团总是希望经济学者成为其代言人，为其出谋献策。我曾经是多家学会(含全国性)的理事和学术委员。开始几年，我经常被邀请参加有关学会、企业举办的土地问题、房价问题的研讨会、课题鉴定会，由于我的发言往往站在失地农民立场上，或站在购房者立场上，而不合所谓会议主办者胃口，因而得不到欢迎，久而久之被打入另类，会议的邀请信也日渐减少。市场经济社会就是这样的现实、势利，它破坏了正常人际关系，败坏了正常学术生态，而今学术会议很少能见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生动景像。

　　有朋友曾经几次调侃我：“讲讲是经济学教授、房地产专家，x×有十多套房子，而你一套都没有，真呆!”我一笑了之。我不是不懂炒房赚钱的道理，也不是没有赚钱的机会，曾经有开发商要按成本价卖给我房子，要几套，给几套。但是，我不想赚这个钱。我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在报刊发文强调城市住房的功能是居住(这个观点我是最早提出的学者之一)，大力抨击房价虚高和炒房风，批评一些房地产学者不该在为房地产热煽风点火中发炒房财。如果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那岂不有悖为人之道，有失学者之资格。古人云：“人只一念贪私，便销钢为柔，塞智为昏，变恩为惨，染洁为污，坏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贪为宝，所以度越一世。”此乃至理名言，犹如警钟时时响于耳边。所以，尽管有时为丰厚的炒房利润而动心，但一想到学者的底线，一想到言而有信，一想到古人的警钟，就稳住身心，坚持不炒房。我虽“呆”，少赚了钱，但呆得值得，因为我终究守住了学者的底线。

　　放牛娃不改初心

　　我写了篇小散文《童年放牛记》(《社会科学报.》2017.11.2)，回忆童年放牛的情况。有家网站转载时，加了个副标题：从牛背上走来的教授。几天前，我一位朋友对我说：“写这类文章有失你的身架，亏那个编辑想得出还加了这个副标题!”我回答说：“孔夫子当年洗过碗，割过草，朱元璋，成吉斯汗也放过牛。何况我一介凡人呢?! ”忘记过去意味去根失魂。所以，我认为这个标题加得好。好就好在真实地展现了我的成长经历，好就好在让我不忘当年，牢记初心。我生在农家，长在农家，幼时放过牛，割过草，干过各种农活，和农民具有割不断、斩不尽的亲密血肉联系。虽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上了教授，但一如既往保留着童年的天真、纯朴和真实，充满着对农民的深情厚意，天然保持着维护农民利益的敏感性。正是凭藉这种敏感性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使我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站稳脚跟，为维护农民合法权益鼓与呼，不惜摒弃私心杂念和个人利益。

　　（作者曾任上海财经大学城市室主任、上海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兼市府决策咨询专家，出版杂文集《桑穆随笔》，近年发表散文40多篇)

　　编辑：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