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黄代荣(曾用名黄代龙，1965年12月底担任共青团松滋县委书记时，由时任荆州地委组织部长田怀德同志改为现名)，1943年7月出生，中专文化程度，1963年9月参加工作，196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底，我这个22岁的农民儿子，荣幸地出席了中宣部、文化部、团中央、全国文联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并受到了周恩来、朱德、彭真、贺龙、叶剑英等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还合影留念。这本已成为历史，但当每每回忆起这份光荣时，我总是激动万分：出席全国青创会是我这一生永远的力量源泉。

　　受到周总理的接见

　　1961年7月，未满18岁的我，中学毕业回乡务农，并当起了村官——当时的大队团支部书记兼统计。由于自己具有所有青年“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的本质特征，一接任，我就和团员青年们一道干起了三件事：种试验田、造共青林、办宣传队。后来，被杨林市区委组织委员陈子佩发现。1963年9月，在全县开展“初步社教”时，县委组织部选调我为“社教”专业队员，在街河市区向文公社同升大队负责团支部整建工作，次年担任材料员，接着当上工作组副组长。但总是把所在地的青年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特别是我结合农村实际，创作并演出的渔鼓《援越抗美打豺狼》、说鼓子《五块钱》，不仅获得上级党委和文化部门的好评，还被《松滋演唱材料》发表。因此，我光荣出席了县团代会，随后又出席了全省青年业余文学积极份子创作座谈会，并在座谈会上发言，谈扎根农村的理想。我的发言，引起了参加会议的荆州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张祠华的注意，进而成了“大荆州”出席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的四名积极分子之一。除了我，还有天门县的刘高(《借牛》作者)、彭秉玉(文化局创作干部)和沙市市的程登科(文化局创作干部)。

　　1965年12月22日，我和湖北与会人员，在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罗明团长和著名作家索风光、团省委宣传部长李祥云、浠水县委副书记康志宏带领下赴北京，出席“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在37/38次特快上我写下了《赴京途中》打油诗一首：“车轮滚滚向东行，坐卧不眠心血腾。昔日寒门穷小仔，今天得以上北京。实是耀祖光宗事，更显翻身作主人。学着雷锋同样干，全心全意做螺钉。”

　　12月28日下午4时，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周恩来总理步入人民大会堂接见厅。随后，朱德委员长、彭真副委员长、贺龙元帅、叶剑英元帅都来了。这时，接见厅沸腾了，“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掌声雷动。站在梯级摄像台阶第四排的我目光随着总理动，热泪跟着心跳淌。当我看到周总理时而鼓掌，时而挥手，走到我面前时，恨不得从四级台阶上跳下去和总理握个手。还好，在照相时，我距周总理不过10几米远。在30多分钟的接见、照相时间里，我的目光总是定格在周总理和朱德总司令的脸上、手上、身上、背影上。这一天，我的心跳总是急的;这一夜，我的眼没有合过。在所住的总参招待所的房间里，我写下了《大会堂里》打油诗一首：“热泪盈眶涌不停，声声口号似雷鸣。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英明大救星。红心永向毛主席，笔杆枪杆更握紧。首首诗歌英雄事，文章篇篇颂兵民。墨水淹死帝修反，刺刀戳穿蒋匪心。五星红旗处处飘，社会主义日日新。”

　　聆听彭真作形势报告

　　全国青创会会场设在全国政协礼堂。在受到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后的第三天，我和所有与会人员一起在政协礼堂聆听了彭真所作的形势报告。彭真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两个多小时的报告，彭真一直是站着讲的，会议主持人几次请他坐下讲，这位60多岁的老人“固执己见”，仍是把报告作完后，才回到座位上去。

　　彭真的报告讲了三大内容：(一)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主要讲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全世界为之震惊，说明“东风压倒西风”;(二)要把国内的建设搞好，把埋葬“帝、修、反”的准备工作作充分，主要讲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在全国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深入工农商学兵，深入人心，粮食棉花连年丰收，工业生产日新月异;1964年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济南军区军事大比武中显示出来全军的“召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伟大战绩，说明“试看天下谁能敌”;(三)对青年作者的希望。主要讲了要理论联系实际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把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紧密结合起来;要以雷锋为榜样，发挥钉子精神，干一行爱一行，为革命种田、为革命做工、为革命创作。

　　我记得最深刻的是报告进程中的一个插曲。有人向台上递条子，“如果帝修反打进来，把人民大会堂炸毁了怎么办?”彭真斩钉截铁、理直气壮、铿锵有力地回答：“帝修反都是纸老虎。他们打不进来;……即使打进来把人民大会堂炸毁也不要紧，只要北京市的人民继续选我当市长，我就领导大家再建一个新的：……你们这些青年作者，大多是基干民兵，要牢记毛主席的话，一手拿笔杆子，一手紧握枪杆子，就用这两杆子埋葬帝修反，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我把彭真的这段精彩讲话，不仅刻骨铭心，用当时时髦的话说叫融汇在血液中了。每每遇到艰难困苦时，我就想起了彭真的话;想起彭真的话，我就有了排难除险的勇气、决心和具体措施。同时，我还把彭真的话作为说服我的同事、我的下级的经典理论加以引用，启迪不断向上向前。

　　出席宴会和领导碰杯

　　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和另外7人一起，随罗明部长，代表湖北团的30多位与会人员，出席中宣部等四单位举行的宴会。

　　这一天，我利用午休，到总参招待所理发室花4毛钱理了发.换上了赴京前杨林市区蒋金平区长、张云武副区长主动批给我的1丈5尺布票和30元钱做的灰卡叽中山装和青灯芯绒裤子，按时出席宴会。

　　下午5时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香气四溢，大圆桌摆得整整齐齐。湖北代表的一桌是第四排，离中心餐桌很近。大会秘书长宣布宴会开始，并作简短致词后，会议领导人分组到各个桌上巡回敬酒。到湖北桌上来的是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长周扬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等一行。当周扬一行举杯来到我们的餐桌前时，全桌都站起来与领导碰杯。根据湖北团领导事前的嘱咐，都只用嘴唇皮接触一下酒。但是，我醉了，因为我知道我是作为湖北代表团最年轻的代表去的，这不仅是和我一个人碰的杯，而是与湖北的所有青年与会人员碰的，是与湖北的所有青年业余作者乃至所有青年人碰的。这是一种动力。我没有辜负中央领导的期望。从北京回到松滋后的1965年12月31日，22岁的我就担任了团县委书记。四年后担任基层党委副书记、书记。但无论处于哪个职位，无论工作多忙，我都坚持业余写作不断，为所住点上的文艺宣传队编写演唱资料、写诗作赋。

　　看京剧大师演《红灯记》

　　会议期间，根据大会的统一安排，我们全体与会人员还观看了中国京剧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

　　这场演出非常隆重，参演人员全是剧中“A角”。钱浩梁饰演李玉和，杜近芳饰演李铁梅，高玉倩饰演李奶奶，袁世海饰演鸠山。这些京剧大师分别饰演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形象生动，入木三分，给观看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大家都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既是一场革命理想前途的生动教育，又是一次思想灵魂的深刻洗礼，还是一回崇高艺术大餐的深度享受。

　　对我们当时的青年与会者来说，“痛说革命家史”这场戏，唱、念、做三并重，外表内心两一样。李奶奶在台上声泪俱下，我们在台下泣不成声，台上台下形成互动，演员与观众心心相通。李铁梅“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仇恨入心要发芽”“打不豺狼决不下战场”……这些精彩唱段，把阶级仇民族恨融为一体，启迪我们青年一代爱憎分明，勇往直前。

　　我回县担任了团县委书记后，由于松滋京剧团团支部是团县委的直属支部，我将我在北京看《红灯记》的感受向时任京剧团党、团主要领导杨至仁、黎泽忠作了交流。根据县京剧团党支部的举荐，团支部大会全票通过，及时批准主演李奶奶的杨正芬加入共青团，让该团迫切要求进步的青年人都深深感到“家庭出身不由己，个人进步可选择”。

　　50多年来，我将参加“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的重要经历，当作我人生永远的力量源泉，在胜利面前不骄傲，在挫折时刻不气馁，始终保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股不懈追求信仰守初心、担使命、福民生、修己德的坚韧劲，在工作岗位的40年中，(其中农村基层28年、机关12年)，始终能心抠岗位，汗洒民生，让群众看到“身边的共产党”是什么样子，从而坚信共产党亲、社会主义好。同时，在繁重艰辛的岗位工作之余，我挤时间写点“豆腐干”，讴歌本乡本土的好人好事。

　　2003年退休后，我坚持“离岗不离党，换个位置追理想”“退休不罢休，发挥特长去奋斗”，写了1000多篇(首)诗词、杂文、散文、报告文学，有的还被《湖北日报》《荆州日报》、湖北人民出版社、长江出版集团选用结集出版发行。2009年，我被光荣吸收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湖北省诗词学会会员。2015年，我还被市委老干部工作局树为全市机关离退休老干部中的5名“风范长者”之一，其他4位是龚邦至、姚世英、彭从义、陈后政。同时，编辑出版了个人的《心地烙印》诗文集、《洈水一滴》诗词集、整理成册了《犬年诗文集(自存本)》。杂文《感悟“人在做，天在看”》在荣获“克权杂文奖”一等奖的特写镜头，被当年的《松滋年鉴》收入。2019年7月，我的散文随笔《于细微处见初心》被松滋市卫生健康局机关党委主办的《党建简报》第4期全文刊发。

　　（黄代荣，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湖北省诗词学会会员、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杂文》编委，编辑出版有诗文集《心地烙印》，诗词集《洈水一滴》）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