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当知青下乡时，生产队的队委会有七大员：队长、财经队长、会计、民兵排长、贫协组长(贫下中农协会的领导)、妇女队长、保管员。队长姓张，矮小的个头很精干，全队的产销分配系于他一身，其他六大员都只敲边鼓。

　　我们队有200来人，400多亩田，水旱参半，主产棉花和稻谷。队长须通晓水旱作物的栽培管理，何时泡种，何时收割;还得掌握棉铃虫、稻飞虱等病虫害的防治规律;还要会观测天气，以便适时安排农活。为了提高产量，稻谷大都安排栽早晚两季，其间还得插种一点糯谷，供春节期间家家户户打年糕做团子。黄豆、蚕豆、芝麻之类也不能少，黄豆用来磨年豆腐，蚕豆做豆瓣酱，芝麻换香油……瓜果甘蔗也得种点，堰塘要养鱼。农民做一天工年底才分到几毛钱，哪有闲钱买叫驴，唯有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也好，不担心打贸易战。辛苦的是队长，“春耕夏锄齐想到，防寒排涝挂在心”，还要记挂全队的吃喝拉撒。

　　张队长每天蒙蒙亮就得起床巡视他的防区，看那块稻田缺水，那块棉田有病虫害……几里路程转回来，便操起他的专用铁皮话筒向四方喊话：谁谁去车水浇地，谁谁去打药治虫……几十个劳力的活路安排完毕，他也要跟着下地干活。分派农活须心中有数因人而异，耕田使牛基本靠几个老把式，男将挑担挖沟的多，栽秧锄草捡棉花以妇女为主。活路有轻有重，分工不匀便有人咕咕哝哝，队长费尽唇舌也难让人人满意。晚上收工前后，张队长要现场检查任务完成情况，不合格的要扣工分甚至无偿返工，其间少不了口水仗。

　　下乡知青是队里的新增负担。我们知青组共7人，国家给了700元安置补助费，建房、购置床铺桌椅炊具等不算充裕。我们下队一个月了，生活用具尚未置齐，便请来邻队的一位知青冒充县革委会的X副主任。这位副主任也是我们的同学，当时作为群众代表被“三结合”到县革委会，因没有电视，虽全县闻名也鲜见其人。假冒他的知青是个篮球运动员，身材魁梧。张队长被召见到我们知青组时，高矮悬殊之下，有点相形见绌。假副主任一口官腔，说上山下乡运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必须高度重视，你们这里的安置工作还有很大的差距。张队长诺诺连声也不敢辩解。我忍住笑，想起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维持会长，见了八路军和日本太君都是满脸堆笑，巴不得快点打发走了去敲锣喊“平安无事”。

　　训话后不久，我们的生活器具全都配齐了，张队长对我们也分外客气。过了几个月，他对我们说：“你们尽骗我。上次那个副主任是假的，就是隔壁队的一个知青。”我们一笑置之，他也只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民以食为天，生产队最头痛的是粮食分配。上面给我们队核定的吃粮指标是人均一年480斤毛粮(没有脱壳的谷麦)。肉食少肚子缺油水的劳动力肯定不够吃，种田人怎能饿肚子，便被迫瞒产私分。私分虽经队委会商量，最后的干系还得队长担，守土一方责无旁贷嘛。队长真成了维持会长，对下要给群众实惠，对上要瞒天过海。偏偏我们队有人想坐队长的交椅，他头天晚上把私分的粮食扛回家，第二天就去大队公社举报。上面也晓得私分很普遍，民不告官不理，既有人告了就不能睁只眼闭只眼。为此，张队长多次遭到上级批评。他是个老党员，工作能力也很强，多次风传要提拔为大队领导，就为这事泡了汤。

　　我们队的人大都恨这个举报人。真不明白他为什么想当队长，队长不脱产，农活跟社员一起干，每天多操好多心;钱由财经队长管着，算账有会计，实物在保管员的仓库里，贪腐的渠道都没有啊!其权力仅限于派工时挑个轻重脏累，莫非他羡慕铁皮话筒喊话的威风?张队长为大家操碎了心，晒得黑瘦黑瘦的完全没着肉。他虽累，群众也没叨什么光—一个人统管一切实难做到皆大欢喜。

　　改革开放后，大家各种各的地，各操各的心，队长都闲下来了。农民也跟着闲下来，再不必天天下田劳作，庄稼反而长得更好，吃饱已是寻常事。张队长无需顾忌小人举报，想必也心宽体胖了，他的铁皮话筒早该进了历史博物馆吧。

　　2019/7/20于上海泰禾园

　　(作者简介：唐汇寅，男，生于1950年，大专文化。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三次获得“克权杂文奖”)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