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悍然出兵朝鲜并把战火烧到了中国边境地区，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再次拿起了武器，投入到了这场抗击美帝国主义妄图称霸世界，遏制、绞杀刚刚诞生新中国的战争中去。

据统计，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到1953年战争结束，仅松滋地区就有2000多人参军入朝。那一年我刚满17岁，正好赶上了这个特殊时期。如今七十多年过去了，每每回忆起那一段特殊的经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抗美援朝老兵韩秀章（摄于2021年）

我家是原南海区高坪公社丰林大队（后改为拖柴土村）人，1950年底由当时的区中队（维持治安，管理地、富、反、坏分子的准军事力量）直接转入志愿军的。当年我得知报名入朝的信息后，就第一时间报了名。回到家里后我把这一情况向父亲和新婚四个月的妻子做了说明，没有想到得到的回答是全家人的坚决反对。

我家世代农民，靠着父亲韩其昌租种地主几亩薄地和给人打鱼、卖苦力艰难地维持着全家人的生存。我的两个弟弟出生以后，由于母亲离世得早，父亲确实无法养活一家人了，只好把老大的我送给人家，是共产党、毛主席来了我们才翻身得解放，现在美帝国主义想通过战争恢复蒋家王朝的统治，这是我万万不能接受的！性格倔犟的我还是坚定地投身到抗美援朝大潮之中去了，而且这一走就是八九年后才回到家乡。

1953年回国时的照片和战友合影

1951年元旦刚过，我所在的湖北军区十一团就赶赴安陆县集训。三个月的集训刚一结束，就从我们中间抽调了三百多名工作积极、思想先进的人员到应城县长江部汽车培训大队进行培训。先是三个多月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汽车理论知识学习，结束后又是四个月的上车驾驶培训。1951年年底我们这批新司机结业后就被补充到了志愿军工程兵第三团，之后不久我们就一路北上来到辽宁安东（现为丹东）。

为了尽快缓解朝鲜前线汽车驾驶员紧缺的矛盾，应城长江部汽车驾驶员培训基地先后培训了三批一千多名司机。第一二批赴朝的司机中最后能平安回到国内的仅剩三分之二，说明了当时战争的残酷性。这其中主要是被美国飞机轰炸和机枪扫射而车毁人亡的，也有道路状况太差，加上有时夜间行车不能开车灯而堕入山崖的。所以进入朝鲜后到处都能看到被炸毁和摔坏的汽车，这其中也有一二三次战役中我军炸毁美军的汽车和各种车辆。我们是第三批入朝司机，由于先期入朝的志愿军做了大量基础建设，修筑起了公路、铁路网络，架设了大量桥梁以及挖掘了数量众多的防空洞，所以这个阶段尽管美军的飞机还是日夜轰炸，但是给我军造成的损失还是降低了很多。

我们这批新司机在安东进行了人车编组，每两个人一辆车，一辆车上配备一支苏联产的“波波沙”冲锋枪。这种枪我军战士们习惯地叫它“虼蚤桶”，每支枪配备200发子弹。行车途中一人驾驶，一人负责警戒。当时的车辆主要是苏联生产的装载2.5吨嘎斯51和装载4吨的吉斯150，也有少部分是从美国鬼子那里缴获的。当时我驾驶的就是嘎斯51。

我们在安东的居住地与鸭绿江大桥不到一公里。到达的当天晚上，美国飞机就来轰炸鸭绿江大桥，三百架次的飞机轮番轰炸，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飞机扔下炸弹的爆炸声和我军高射炮发射的炮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连我们住房的玻璃都被震破了。东北冬天零下三四十度，晚上冷得根本无法睡觉，只好半夜起来将衣服、裤子堵住窗口并用裤带拴上。头次见到敌机扔下来的凝固汽油弹燃起的冲天大火，让我们这些从没有见过战火的年轻人心里紧张了一阵子。好在尽管美国飞机轰炸了一夜，鸭绿江大桥依然完好无损，得亏于我军高炮部队强大的炮火打击，使美国飞机根本无法靠近大桥实施轰炸，相比开战初期一边倒的我军遭受轰炸挨打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一方面是我军迅速组建了一支强大高射炮部队，不仅鸭绿江两岸部署了高射炮和高射机枪阵地，就是公路、铁路沿线也都建立了防空网；第二是得到了苏联提供的大量各种型号高射炮和高射机枪，使得我军的防空火力得到极大的增强，美国鬼子用空中轰炸来遏制我军后勤供给的局面比1950年下半年至1951年的状况有了较大的扭转。

1952年元旦后不久，我们这批新补充的汽车驾驶员就开拔来到朝鲜的成川麻天里。我所在的工兵第三团下辖六个工兵营和一个汽车运输连，团长叫王忠，是一个既严肃又和蔼的人。我们这个团的主要任务就是架设桥梁和搭建浮桥，为其他运输部队开辟水上通道。每一个工兵营又都配备了专门拖运舟桥和其它物质器具的车辆，我和另外一名松滋兵韩秀发一同被分配到了团直属运输连。我们这个连主要负责给各个下属单位运送给养和生活物资，活动区域相比施工连队大的多，因此遭受美军飞机空袭的几率也就高得多。

刚到任务区不久的一天傍晚，我驾驶汽车去给正在抢修桥梁的部队运送物资，同车前往的还有团长、警卫员和副排长徐纵横。团长一般出门都不坐小车，因为美军的飞机专门追着打小车。我们经常说美国鬼子是纸老虎，但是他们个人的战技术水平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他们的飞机对地面目标的扫射还是非常准的，甚至比扔炸弹更可怕。当天我们的车刚一上麻天里的公路，前面就出现了一辆志司（志愿军司令部）方向开来的小车。与此同时，一架美军飞机也出现在了我们上空。由于小车速度快，很快就钻进了附近的防空洞，团长就指挥我们赶紧下车就近躲避在一条干枯的水沟里。结果敌机扔下的炸弹将我的车子炸坏了，不过人员还完好无损。为了尽可能的保存自身安全，我们经常用泥巴将车辆的玻璃、车灯和车身容易反光的部位糊住，把车的顶部插满树枝用以迷惑敌人。

当时晚上行车很多时候都不开车灯。公路沿线每隔一公里就有一个防空哨所，每一个哨所配置一个班的兵力。美军飞机在战线前沿一出现，这些防控哨所就按飞机飞行方向一个接着一个的鸣枪示警。我们接到警报信号后就马上关闭车灯，一人在驾驶室里驾驶汽车，另外一人就站在门外踏板上观察路面并指示车子行走的路线。当时担负这些预警的部队就占去了志愿军一个军的建制，他们被分散在朝鲜北部的各个山川和隘口，为中朝军队打垮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发挥巨大作用。这也是中朝军队面对强大敌人所采取的一种创新战法。这种状况到了1952年下半年由于我军配属了雷达，我们空军也开始与凶恶的美国空军面对面的较量之后得到了改善。

由于当时朝鲜的公路状况太差，加上美国鬼子飞机经常轰炸以及我们夜间行车不开灯等因素，对于我们驾驶人员的驾驶水平是一个很大的锻炼和考验，也出现过很多事故。有一次工兵三团二营在过清川江时，所乘坐的水陆两用汽车刚上岸，在转弯时发生侧翻，当场压死了不少的人，类似的事故在志愿军其他部队也时有发生。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去一个叫山登的地方拉煤，路上需要经过一座吊桥，前面一辆车在桥面上将车子小灯打开了，结果被美国鬼子的飞机发现了，一排机枪子弹像刮风般的扫射过来，所幸的是子弹只是将车子的轮胎打穿了，人员没有受伤。到了煤矿敌机的封锁就更厉害了，我们根本无法装煤，只好等机会。这时我们又饥又渴，就用杯子到旁边的水沟里去舀水喝，等到天亮一看，那条水沟里的水是从煤矿里流出来的废水，又黑又脏。

图为当时湖北军区汽训队颁发的驾驶证书

到朝鲜后，我们见到房屋稍微集中一点的村庄，几乎都被美国鬼子的飞机炸平了，一些幸存下来的老百姓坐在自家房子旁边痛苦地哭着喊着，状况十分凄惨。但是他们只要看见志愿军的车辆陷进弹坑里了或是被美国鬼子飞机炸起来的泥土掩埋了，就立即聚集起来帮我们推车填路，忙前忙后。看着我们又渴又饿，就主动烧水给我们喝，并把仅存了的粮食做成饭让我们吃。朝鲜人民对于志愿军的这份深厚情谊，让我记忆犹新，终生难忘。

当年三四月份的一天，我和战友张兴前两人开着车去给志愿军工程兵司令部送物质，结果刚到半路车子就抛锚了。我和他捣鼓了半天也没有修好。临近中午时分又饿又渴，就想找一个邻近的志愿军部队弄点吃的。当时部队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发了可以到友军部队吃饭的饭票，有一天一张的，也有一餐一张的。结果我们在附近到处找也没有找到友邻部队，无奈之下我们就满驾驶室里找吃的，最后找出来一个不知道放了多久的窝窝头，两人一人一半就着地上的雪吃了。等了很久，友军的车子路过时才把我们带回部队。在朝鲜战场像吃不上饭的情况无论是一线作战部队还是二线保障部队都是常有的事。

朝鲜的山川河流很多，而有些河流是季节性的，一到旱季就没有水了。但是每逢下雨季节又成了我们汽车驾驶员的一道难题，水深了过不去，必须绕道走，水稍微浅一点的地方我们就一个人在前方引导，一个人开车前行。有些地方甚至要把衣裤脱了摸水探路，稍不注意就会车毁人亡。

为了方便与朝鲜老百姓打交道，我们平时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朝鲜话。我现在还记得大娘叫“阿玛尼”，大嫂叫“阿玆玛尼”，小姑娘叫“路易”，老大爷叫“阿爸吉”，飞机来了叫“遍机一缩”，快点跑是“巴里巴里”。由于时间太久远，大多都遗忘了。不过当时这些简短的“半生不熟”的朝鲜话在和当地老百姓打交道，军地协同上还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

1953年春季，以贺龙为团长的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来到了朝鲜，我奉命把部队送到防空洞里看戏。我记得志愿军政治部看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后勤部司令部看的是梅玖葆主演的《八大锤》。慰问团的到来对部队的鼓舞和激励是很大的，不少战士看到慰问团就像看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高兴得不得了，极大地提高和鼓舞了部队的士气，为最终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增强了信心和力量。在此期间，我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了梅兰芳、常香玉这些大艺术家，感受到了他们的艺术魅力。

第三届慰问团还给我们每一个人发了一个和平鸽纪念章，是镀金的，非常珍贵。还给我们发了一支“金鑫”牌钢笔、一个笔记本、一个印有“赠给最可爱的人”杯子、上海产的水果糖一斤。杯子我一直用到六十年代末才用坏了。

就在慰问团慰问我们那段时间的一个夜晚，我和湖北监利战友朱同寿奉命执行一趟运输任务，刚走到离成川不远的东门渡，就碰到美国鬼子飞机轰炸。他们还向天空发射了几发照明弹，把黑夜照亮得像白天。好在东门渡吊桥没有炸坏，我们就硬着头皮冲了过，最终摆脱了敌机的轰炸和扫射。但在返回的路上车子的油泵出了问题，我们只好下车钻进车底下去修理。由于迎接慰问团连续忙碌了几天没有很好休息，结果修着修着两人就在车底下睡着了，等我们醒来已经天亮了，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好在离部队营区不远，我们赶紧修好车回到了部队。

离我们部队驻地不远就是罗盛教烈士纪念碑，纪念碑高三米左右，我们进出营地就可以看到。罗盛教的英雄事迹对我们教育和影响是很大的，他那种为了挽救落入冰窟窿里的朝鲜儿童，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崇高国际主义精神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脑海里，都把他作为学习的榜样。

图为韩秀章保存的朝鲜战场志愿军给他们发的就餐票

在朝鲜两年时间里，我共执行各种运输任务六百多趟次，换了三辆车。其中百分之八十都是夜间行车，多数都是在敌机狂轰乱炸情况下完成的，我的很多战友都倒在了敌机扔下的炸弹里和机枪口下了。我十分荣幸地存活下来并荣立三等功一次，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给我颁发了立功证书。朝鲜人民军也发给我一枚纪念章，是由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康良熠签发的。这些立功证章我至今还保存完好，每年都要拿出来看上几次。抚摸着这些饱经岁月沧桑的奖章，我思绪万千，心潮澎湃。它是我辉煌人生的见证，也让我再次看到了100多万中国人民志愿军舍身忘死，经过血与火的较量战胜世界上最强大敌人所展示的民族之魂，国之脊梁。

朝鲜战争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1950年10月中国政府应朝鲜人民政府和金日成主席的要求，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直到1953年7月中、朝、韩、联合国军四方在板门店签署《朝鲜战争停战宣言》。至此，朝鲜战争基本结束。1953年7月27日晚上，我和战友开着车行驶在公路上，还是和往常一样黑着灯，在路过成川时，路上有一位朝鲜女警察上来和我们打招呼，说停战了，可以开车灯了。我们当时非常激动，终于可以开着车灯行驶了。

1953年年底，在经历了两年战火磨砺之后，我们终于踏上了回国之路。刚回到国内，我和战友们就照了合影照片，把它留作我们这些活下来人的永久纪念。回国后我们就不再叫志愿军了，部队番号也改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舟桥第八十一团。我们汽车运输连也被分散到各个营去了，我被分到二营桥梁连，后来又调防到沈阳榆树台工兵基地修仓库。这时我开的是缴获美军的汽车，牌子是“吉姆西”。基地仓库修建完毕后，我们又回到安东修建部队营房和军事设施。

回国后，部分参战战友陆续退役。我最要好的战友，监利老乡朱同寿1955年退役后被安排到武汉市政府交际处开车，后来我去他那里玩过两次，可惜八十年代末就失去了联系。还有一位战友是沈阳人，叫孔繁茂，他和我的关系最好，直到六七十年代还有书信往来。以前和我开过一辆车，趟过敌机封锁线的张兴前战友回国后，参与部队施工期间见到一位漂亮女青年，试图调戏她时被发现，在审查期间开枪自杀了。张是四川人，参加人民解放军之前曾是国民党兵解放过来的，在志愿军的日日夜夜里，他还是尽心尽力，舍身忘死的一个人。我为他感到十分痛心和可惜，一位经历了战火硝烟的“最可爱的人”，一下子变成了嫌疑犯，这个反差太大了，是我终身的教训。

图为韩秀章2020年全家福照片

1958年，我在部队战斗工作了八九年，先后开过三四个牌子的六七辆车，带出了一大批新司机，1956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圆满完成了部队交给我的各项工作任务。此时我正式向部队提出退伍要求，部队领导再三挽留我，但我上有爷爷奶奶，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应该回家乡尽孝了。当年春暖花开时节，我终于回到了离别八年的家乡，被安排到县交通局开车，1963年调到新组建的松滋县供销车队开车，直到1993年退休。

回忆起我从军的道路和在朝鲜战场的生死经历，我感到我非常的幸运和自豪。我没有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青春之歌，用实际行动向祖国人民递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在此，我也为那些为了捍卫世界和平和国家安危而牺牲的战友们表示深深地敬意！

（2022年4月30日）

（作者简介：曾宪华，出生于1951年4月，湖北省松滋市新江口街道杨家冲人。年少随父母支边，后从军，入企。曾任松滋检察院反渎局局长、检察委员会委员等职，2007年被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授予高四级检察官。退休前后，先后承担了松滋《韩氏家谱》《曾氏家谱》的撰修工作；创办了《湖北曾子文化》《黔西南曾氏会刊》《曾子文化论坛特刊》等杂志）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