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母亲带领我们支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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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日期:2022-04-04 【来源:站内原创】 【作者:曾宪华】   阅读次数: 次 [ 关 闭 ]

     

1960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峻的一年,自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顶峰。也就在这一年,国家决定从湖北的松滋、公安、监利等人口大县抽调部分青壮年人员支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根据《松滋县志》记载,当时松滋支边总人数是1700多人,占当时湖北地区支边总人数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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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1960年春节刚过,松滋县委就在南海、王家桥、斯家场、刘家场、陈店、老城、八宝几个重点乡镇开始了宣传动员工作。当时我家属于南海区高坪公社丰林大队。1958年刚成立人民公社的时候,高坪还是一个人民公社的编制,但到了1959年,公社的范围扩大了,区改为公社,全县一共九个公社一个镇。这时候的高坪公社改为了“高坪大队”,我家所在的丰林大队改为“丰林中队”。

支边动员工作刚开始是有一定难度的。这些世代以种地为生的农民,过惯了悠闲自在的田园生活,加上江南鱼米之乡富庶环境,一般人家都不愿意离家外出,在去疆人员中后请长假和擅自离队返回松滋的人员远远高于其他省份,更何况这一走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回来。所以报名工作开始并不顺畅,直到当年的四五月份,我家所在有着一百多户人家的丰林中队报名人数还寥寥无几。就在这关键时刻,开始决定带队的负责人临时打了退堂鼓,一下把时任总支书记的熊辉松(以后曾任松滋县农业局长)急得团团转。无奈之下,他找到当时任公社(大队)副社长的我母亲韩明全,想要她带队支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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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母亲韩明全


母亲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那一年出生的。她从小尽管家境非常贫寒,但外祖父还是让她和小她12岁的妹妹读了两年私塾,指望她们长大后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家乡松滋是1949年七八月份解放的。听母亲讲,当年的四五月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小分队秘密进入松滋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他们来后首先找到当地贫雇农刘开榜、刘开武兄弟,并通过刘开榜认识了我的母亲。母亲在1935年贺龙的部队到松滋时就准备报名参加红军的,因为年龄小没有录取。见到当年的红军来了,母亲就十分积极配合部队开展宣传发动工作。由于母亲工作非常努力,当年年底就批准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算是松滋较早入党的党员。

母亲性格直爽,能说会道,办事公道,在我们当地群众中威信还是很高的。1953年初级社成立直至以后的高级社成立,母亲一直都是农村基层组织的党支部书记。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时,母亲就被抽调到公社担任妇女主任,后又改任副社长,成为国家正式干部。当时月工资是13.7元,就是凭借这点微薄收入支撑着我和哥哥两人上学读书的。

当母亲得知要她率队支边时,首先和在木天河读初中的哥哥商量了一下,哥哥当时已经是初三学生,而且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哥哥就把课本上关于新疆的一些肤浅知识向母亲描述了一遍,进疆以后才知道这些信息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其实当时母亲对去新疆也是非常纠结的,原因就是她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后母,因为年纪大不能随队进疆心里一直放不下。但母亲一向都是组织纪律性非常强的人,一旦组织上决定了的事她还是选择了坚决执行。

由于母亲的影响,很快带动了周边一大批人员纷纷报名。她儿时的朋友周启臣一家五口、刘开榜一家三口,还有她的远房侄孙韩秀礼一家三口,就是在她的带动下很快加入了支边大军。他们进疆后都勤勤恳恳地为新疆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全部心血,以至于他们去世后也埋葬在了这块他们曾经付出过的土地上。

只十来天的时间报名人数就达到了一百多人。根据当时的政策,凡是年龄超过45岁的就不作为进疆人选,最后经过筛选高坪大队进疆人员确定为七十几人。我们家当时是五口人进疆,母亲当年39岁,父亲44岁,哥哥16岁,我才9岁多,下面一个妹妹只有5岁。

当年五月底松滋支边人员统一在涴市进行整训和人员编组。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全县进疆人员编为一个营,一个公社编为一个连,大队为一个排,母亲当时任高坪排排长。我们这个排是当时松滋支边的排头兵(第一连第一排),在集训和进疆途中确实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在此期间还为我们下发了统一的服装、洗嗽用具、途中食用的各种食品、津贴、开水瓶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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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底去新疆之前欢送母亲时的合影。

前排左二是母亲韩明全,她抱着的是我妹妹,前排三是本人,前排四是贫协主任刘开榜。  

后排左一是原高坪公社社长王永禄(南下干部,后曾任松滋工业局长),左二是丰林中队(原丰林大队)大队长陈行顺,左三是中队党支部书记龚才广,左四是中队会计蹇开祥。


6月2日在涴市码头登上去武汉的轮船,船到武汉后又转乘火车。我们当时乘坐的火车是闷罐子车,没有座位,没有卫生间,一个排的人员坐在铺着草席的一节车厢里,用床单把一个马桶围起来算是临时卫生间。当时正值天热时节,六七十人拥挤在一节车厢里各种气味十分难闻。火车每到一个大站都要停下来休息、补充饮用水一两个小时。

经过五六天的奔驶,火车来到了河西走廊西段的武威、嘉峪关地段。眼前呈现出大片的荒漠和戈壁,火车走上半天也见不到一栋房舍和绿洲。到了甘肃与新疆交界的一些地段,一座座光秃秃的山像是被火烧过一样呈黑红色,一眼望不到边。眼前一幅幅荒凉境况把这些从没有出过远门的人吓着了,不少人思想开始波动起来,打起了退堂鼓,整天唉声叹气。母亲就一个个找他们做工作,才逐渐把大家的情绪稳定下来了。当时母亲所带领的这个排直至到达目的地,一直都是比较稳定的,途中没有发生任何预想不到的情况。

当时火车还只能通到新疆的东大门哈密,在这里下火车后还要改乘大卡车继续往前走。车队到达吐鲁番就到了新疆南北疆的分界点,往南就进入了南疆,而向北走就进入了北疆。当时去北疆的公路绝大部分都是土路,近百辆大卡车通过后掀起灰尘可以用遮天蔽日来形容,人们用被单和毯子把头部包裹住,一天下来仍然可以看到鼻缝、眉毛、嘴巴部位都布满了灰尘。

当时一般是白天走路,晚上住宿。记得从哈密到达我们要去的兵团农七师师部所在地奎屯,一共走了五六天时间,中间住宿过三角井、鄯善、吐鲁番、达板城、三道河子。车辆到达奎屯后,我们被直接拉到了临近师部的一个团场奎屯总场,这里后来被整编成了农七师131团。刚到场部大门口就看到“热烈欢迎湖北支边青年”的横幅标语,不少人涌上来和我们问寒问暖,直到这时人们一颗凉透了的心才热乎起来。

由于我们这辆车是先到的,车子一停下来就来了一位二十几岁姑娘。她冲着我母亲说:“大娘,你们这一车人跟我走。”说着她就跳上了车指挥司机把车辆开到了总场西果园。后来才知道这个姑娘姓贾,是场部里的一名会计,在以后的岁月里贾会计都是母亲最亲密的朋友。

我们刚到西果园就来了不少人帮我们搬行李,并把我们送进一个个只有10平方米狭小的土坯房里。这在当时已是最好的条件了,是连队领导在我们来之前动员老职工搬到地窝子住,把自建的土胚房腾出来让给我们的。后来才知道后面到的几车人都被送到奎屯东郊的团场连队去,住的都是临时搭建的帐篷,以后自己挖地窝子住。相比之下,我们这里条件已经很好了。到达当天的第一顿饭是红烧肉加大米饭,几天的颠簸总算得到了回报。这在当时的湖北也是难得一遇的美餐啦。但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就非常现实了,每每天天吃的都是包谷面窝窝头加白菜叶子汤,而且每人限一个,不能多吃。毕竟当时国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不少地方连这个都吃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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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在新疆奎屯的全家福。

前排左一是父亲曾昭富,左二是1964年在新疆出生的弟弟曾宪党,左三是母亲。

后排左一是本人,左二是哥哥韩其庆,左三是嫂子朱雪桃(上海支边青年),左四是妹妹曾宪东。


刚到新疆母亲还是当排长,领导着几十个人在大田里挖沟浇水、施肥、配合农机打农药等,有时还要赶着马车前往十几公里远的独山子炼油厂去售卖瓜果。1963年她调到团场子弟学校当了一名副连职的管理员。新疆兵团虽然是部队的建制,但师、团下面就没有了营级机构,直接到连队。一般一个团也就十几个连队,一个连队五六百人,七八百人不等。我们所在的农七师是以原国民党陶峙岳起义部队为主组建起来的一个农建师,除师政委和副师长以及少部分人员是进军新疆第一野战军王震部队的人员外,其他都是“9·25”起义人员。此外,国家还于1953、1955、1957、1958年先后大规模地从河南、山东、四川、湖南、甘肃、河北、安徽等省市迁徙了十几万人进入新疆兵团,加上逃荒自流进入新疆的人员,到我们进疆时兵团总人口已经达到四五十万人。新疆兵团在这些先行者的努力下,到我们进入时已经初具规模,生活基础设施基本上都建立起来了,成片的林带、大片农田都已经形成,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新阶段。

母亲在新疆工作生活了十七八年。她把自己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工作中去了,没有辜负家乡父老对她的重托和希望,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舍小家为国家的崇高理想。1977年退休后,由于要照顾八十几岁后母,她回到了离别近二十年的故乡。临走前,组织上征求她的意见,她没有向组织提半点要求,而是做好了大儿子和女儿的工作,要他们留在了新疆(作为二儿子的我1969年中学毕业上山下乡时选择了回老家照顾年迈外婆),让他们继续着她的事业为建设美好新疆做贡献。


(写于2022年3月25日)


(作者简介:曾宪华,出生于1951年4月,湖北省松滋市新江口街道杨家冲人。年少随父母支边,后从军,入企。曾任松滋检察院反渎局局长、检察委员会委员等职,2007年被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授予高四级检察官。退休前后,先后承担了松滋《韩氏家谱》《曾氏家谱》的撰修工作;创办了《湖北曾子文化》《黔西南曾氏会刊》《曾子文化论坛特刊》等杂志。)


编辑:张启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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