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任蒙，湖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武汉散文学会会长;当代著名作家、文化学者，曾获首届“全国孙犁散文奖”、第四届“全国冰心散文奖”、全国首届“鲁迅杂文奖”金奖等，著有《任蒙散文选》《反读五千年》《走向另一个自己》等散文集。在此次访谈中，任蒙讲述了文学(散文)创作的经历和20世纪90年代转向历史文化散文写作的原因。在探讨历史文化散文写作过程中，任蒙认为散文作家的艺术视野、艺术境界、历史观念、历史思辨、文化理念、文化担当、人文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等与散文写作密切关联，历史文化散文写作则是“史、思、诗”的融合。针对中国现当代以来的散文写作以及如何实现历史文化散文的当代价值等问题，任蒙指出，对散文的认同仍停留在民国散文的阶段，当代作家需要重视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写出具有“时代难度”的散文。本次访谈是任蒙结合几十年来个人写作的经验，对历史文化散文写作展开的历史性回顾与总结，是散文写作理念、视野、方法的开创性探索，对当下散文写作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任蒙;历史文化散文;“史、思、诗”;人文情怀与批判精神

　　卢建飞（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卢）：任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今天的访谈。您在散文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有人评价您的散文是“国家队的水准”，您也拿到过文学大奖，比如首届“全国孙犁散文奖”的唯一大奖、“第四届全国冰心散文奖”等，很多读者都非常喜欢您的散文作品。您曾经提到过，您是从诗歌创作转入到散文创作的。那么，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进行散文创作，能具体谈谈您的创作经历吗?

　　任蒙（当代著名作家、文化学者，以下简称任）：这个话题说起来有点儿长。我正儿八经地走向文学创作道路，应该是由散文转向诗歌的。在我18岁那年参军之前，我已经写过一些小诗，在地县文化馆的刊物上发表。但是，那时不能算我创作开步，当时发表的东西，参军时都扔在家里，现在一件也找不到。那个年代，我们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就是以写作为荣。后来参军到部队上，因为我有写作的兴趣和特长，就想着发表作品。我的第一篇散文是和我们团的一个老兵合作写的，我写初稿，他来修改。稿子是按照当时散文写作的固定套路和模式，加上我在乡下的经历和见闻，虚构了一个部队支援驻地农村开展水利建设的故事。这篇散文不到4000字，却是我正儿八经的散文“处女作”，发表在1976年1月31日武汉军区的《战斗报》上。因为那天是春节，当时在我们山沟里的团部还产生过“轰动性”效应。可以说，这是我散文创作的起点。后来，我开始独立创作，很快写出了第二篇散文，应该是一组散文诗，通过虚构的三个知识青年的故事，描写山村的所谓巨变，文字比较华美，发表在《襄阳报》上，几乎占了一个整版。这给我的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动力和信心。再后来，我调到武汉的一个雷达部队，来到这个团还不到三个月，就被政治处抽调去专门搞写作。那个时候，部队很重视政治宣传，重视“笔杆子”，主要让我为部队写一些新闻稿子，没有新闻可写时，我可以搞自己的创作。因为武汉的这个团里有两个人写诗，一个是政治处的副主任，另一个是位老兵，我就跟着他们写起诗来了。开始几年，我写的主要是军旅生活诗，当时，除了湖北的《长江文艺》《武汉文艺》和《湖北日报》《长江日报》之外，还有《奔流》《百花园》《青海湖》、《太原文艺》《诗人》等省市级文学刊物，都发表过我的诗。大概是1980年，空军文化部编选《空军诗选》还选进了我一组短诗。后来，以我的这一批军旅诗为基础，选编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诗集《男神之爱》。

　　卢：据我了解，您早期的创作不仅仅有诗歌、散文，还涉及了杂文、随笔、诗歌理论。从您的《诗廊漫步》一版再版，不少报刊纷纷发表评论的情况来看，可谓好评如潮，应该说您几方面的创作都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您的这些创作经历和后来的文化散文创作是一种什么关联?

　　任：还是先说说我当初的一些写作经历。我的杂文创作，也是从那个时期起步的。1981年第1期《红旗》杂志发表的《“胸怀”小议》，对我的杂文创作来说算是一个起点。这篇文章虽然很小，只是占了这期刊物的“封三”，但它是我们军区有史以来第二次荣登《红旗》，第一次是以“黄继光生前所在连”名义上过一次。因为那会儿文革刚刚结束，在意识形态领域还延续着“两报一刊”的习惯，全国所有日报都按惯例刊登《红旗》目录。这篇千余字的短文也照样引起过西方媒体的关注，认为中国在过去各种政治运动中相互积怨甚多，所以最高党刊提倡讲胸怀，云云。当时，在我们军区空军宣传部任副部长的丁福村，还说他在“内参”上看到过国外关于这篇小文的其他评论。但是，我写作时并没有想过这么高远的目标，只是雨果那句关于胸怀的名言感动了我，我就写成了一篇随笔，又和我们团的一个也爱动动笔的副政委一起署名，他让团部打字员打印了好多份，投寄了几个报刊。在《红旗》发表之前，《湖北日报》已经见报了，但面对北京长途电话的询问，我以肯定的语气说没有发表过，否则就不可能有这件被戏称为“进入党中央”的事情。这篇短文只能算是一篇“思想评论”，没有杂文的嬉笑怒骂和犀利文采。由于它登临的平台很高，我的一些战友几十年后还记得，《长江日报》当时由他们的社长出面，召集了一桌人的杂文研讨会，也邀请我参加了。但是，我的杂文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大约是十年之后才到来。不过，因为写诗，我对文艺理论的兴趣从八十年代就产生了。受艾青的影响，我在1984年至1985年之间写了数万字的《诗廊漫步》，就是那种以“思想火花”的形式讲怎样写诗，比较生动活泼。往各地投稿几乎是“有求必应”，先后在《文汇报》《写作》《随笔》等60多家刊发过，其中《写作》杂志连载了七八次，刊发数量最多，因为有的读者给编辑部来信，明确要求多发《诗廊漫步》。那时我已经转业到地方，但《空军报》副刊还为《诗廊漫步》开了专栏。《青年文摘》从《写作》转载过一期，一字未改，接近两个页码，当时影响很大。因为那时没有网络，尽管有些朋友曾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哪里哪里的报刊转载过《诗廊漫步》，但没有找到样报样刊，不足为据。《诗廊漫步》结集出版之后，在诗坛进一步引起强烈反响，初版追印了三次，3年之后，北方文艺出版社还再版了一次。当时还有人模仿我的《诗廊漫步》，但是模仿不来，我认为我的诗论是有一定深度的，不是在形式上相仿就行的。那时，我还在《湖北大学学报》《江汉大学学报》《儿童文学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几篇论文，论题也都与诗歌有关。这个话题我已经讲了不少，如果要说这些创作与我的散文创作有什么关联，那就是它们为我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卢：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主要致力于历史散文创作，请问您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散文创作转向阶段?

　　任：1985年以后，我的创作开始进入一个高峰期。我写了很多诗歌、散文、随笔、杂文、文艺理论等不同体裁的作品，有不少人说我是多面手，我也承认自己是“四面出击”。但这不是我有意想做什么“全能作家”，而是自己有多方面的写作兴趣和欲望，虽然什么都写，好像没有明显的方向，但并不意味着我没有自己的追求。无论写散文也好，诗歌、杂文也好，我都要力争写出自己的高度来，写出难度来。1999年，为了迎接建国40周年，省作协组织编选的《湖北省新时期文学大系》，其中诗歌卷、散文卷、儿童文学卷、文学理论卷都选录了我的作品。他们没有设立杂文卷，但那时我的杂文被录入全国性杂文选本、选刊已经是“常事”了，早在1993年，《杂文报》就发过一篇专访《作家任蒙与杂文》，还被甘肃等地的报纸转载过。文学圈子内相互排挤的现象在杂文界似乎温和一些，杂文报刊的编辑作风应该是现在这种时代最公正的，他们也给了我在全国杂文界的一席之地。前几年，全国杂文联谊会组织编选的《走近杂文家》，为40人立传，每人万字传记，他们没有忘记我，还有《中国当代杂文家》，我也忝列其中。我从写散文、写诗歌起步，再到写随笔、杂文、诗论，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散文，或者说以散文创作为重点，这看似一种偶然，其实是一种必然。我以前写过几百首诗歌和一些杂文随笔，也为此后写散文打下了基础。我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写的有些散文，至今还在被一些语文试卷和校外阅读文本所选用，当年《散文选刊》和有些散文选本也曾多次转载，但那些篇目多半是有感而发的“家长里短”和游记短文。我认为自己的散文创作得到明显的提升，或者说跨越式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则始于90年代开始的历史文化散文创作。

 

　　卢：20世纪90年代后，您倾向于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请问您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主攻方向”呢?

　　任：为什么我要写历史文化散文?首先，我是一个对历史颇感兴趣的文史爱好者。我的少年时代没有什么书可读，但我曾经弄到两本《中国史话》，真的是爱不释手，到现在我还保存着。看历史很容易引起我的思索，有时候我宁愿看一部非常拙劣的纪录片，也不想看一部虚构的故事片。即使是纪录片扭曲了历史的真相，可它还包含一些历史事实，不过它需要我自己来分辨。历史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博大精深，假如你不去反思它，它们只是一些藏在故纸堆里的历史事实。对待历史，我们要尽量努力用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去思辨，去反思。要写好历史文化散文是有难度的。事实上，我最早尝试历史散文创作，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年，其中有一篇《古城沧桑》是写开封的，虽然语言比较美，也有历史的沧桑感，当年不但在规格比较高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过，而且还被湖北人民广播电台配乐播送过，但我后来总觉得它很肤浅，缺乏历史辨识度，没有多少思想深度。所以，选编《任蒙散文选》第一版时，我宁愿把字体排大点儿、版面排得宽松点儿，也不愿意收录我早年的历史文化散文。当然，我选择文化散文这条道路，并非是我有多少学问，而是我始终对民族的历史文化怀有敬畏之心。

　　卢：您在历史文化散文创作上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历史文化散文也是您散文创作中成就最高的一类作品。请问您如何理解历史文化散文，它的艺术魅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任：要说历史文化散文的独特之处，我认为首先是它对历史的思辨。历史题材的散文所具有的凝重感和思想分量，不是其他题材能够相提并论的。这种散文需要注入更多的思考，对过去历史反复的凝视、审视。历史文化散文是在考辨的基础上，来思考历史的一些发展规律，或者是一些需要重新辨识的问题。所以，这种创作，不会因为一个小道理或者一个小感悟而动笔。第二，从写作过程看，写历史文化散文需要准备的时间远远超过写日常生活的散文。平时我们所写的日常生活散文，可以凭着一时的兴趣和灵感来写，将思路铺展开便可以形成一篇散文。但是历史文化散文，不能靠一时的冲动来成文，更多的是靠平时的积累。当然它需要某种灵感，通过某种冲动来点燃写作热情。第三，文化散文和历史普及读物是不同的，作家是通过散文的形式来表达对历史的一些重新认识和辨识，而历史读物重点在于普及历史常识。作家是在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这种创作不是对历史常识的简单复述。有的人行走一个地方之后有感而发，再加上大量的历史资料，敷衍成篇，没有自己的观点，没有自己的看法，没有从内心发掘或者重新审视历史，这样的历史文化散文是没有意义的。真正的历史文化散文，是作家在某些已经成为定论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不拘泥于历史的定论，考辨历史的细节，然后进行写作，表达自己新的历史认知。

　　卢：贾平凹最先提出“大散文”的概念，他认为当代散文的境界、格局、品格、题材都比较窄小，整个散文创作的气象不够宏大，所以他提倡繁荣“大散文”。您借用“大散文”来概称您的历史文化散文，请问是否与贾平凹的“大散文”内涵一致?您所说的“大散文”具有什么样的美学特征?

　　任：对于文化大散文这个概念，一直存在争议。我认为，我们大可不必去纠结这种概念。但是我们需要明确它的基本特征。文化散文主要是以历史为题材，它要具备厚重的思想底蕴，直接的生命体验，深切的人文关怀，丰富的美学内涵，超越的艺术手法，个性的语言表达。简单地说，就是历史解读、思想重量、美学价值、现实观照，或者说这种散文必须是史、思、诗的融合。文化散文重在史识，需要作者以独到的史鉴目光，更深刻地揭示历史的本质和主流走向，以强力的历史批评意识和深邃的文化感悟，唤起新的文化觉醒;从而更深刻地反省我们民族文化，引导人格理性重建，投射出中华文化的精神强光。当然，这是一种理论上的高标准，一篇散文要想全面地达到这些要求，难度很大。换句话说，历史文化散文就是要以史为鉴，让历史观照现实，同时要注意语言的文化张力与诗性内涵。历史文化散文首先必须是文学的，必须是以文学意义上的超越精神书写出来的。它通过诗意叙事来折射理性的光芒，是诗性与智性融会的文字。文化散文必须注重艺术的感觉，不是着重于历史史实和历史理念。还是那句话，要始终站在历史哲学的角度，以高阔的文化视野去反思历史，思考未来。

　　卢：您的作品《任蒙散文选》获全国孙犁散文奖的大奖时，组委会的颁奖词说：“任蒙以深邃的鉴史眼光，凝重的忧患意识和恢弘的书写气势，在传统与现代认同之间探寻真相，感悟生命，并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亘古兴衰、历史沧桑、山河变迁、现实经纬，经他的酣畅笔力化作一道道气象万千，诗意沛然的人文风景。无论是黄钟大吕的磅礴长调，还是言近旨远的精粹诗歌，都使他站在一个‘天地人文’浑然交融、厚积薄发的写作高度。”评论家高晓晖在一篇文章中说，这是“极高的评价”。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说法?您觉得您的历史文化散文的独特性体现什么地方?

　　任：这篇颁奖词的起草者是天津市作协副主席黄桂元，担任过茅盾文学奖的评委，5年之后，他还就这个话题写了一段很长的文字挂在网上。他写到：“现在看来，我给《任蒙散文选》的评语并非过誉之词。”当时，在第一次“全国孙犁散文奖”担纲主要评委的老作家石英，也在“获奖作品”的序言中写到：“天津散文创作的整体水平与任蒙的作品相比较，还存在一个再上台阶的问题。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而是评委会达成的共识。”以前好多年，我一直以为“孙犁奖”给《任蒙散文选》的颁奖词，可能是组织者随意找了一个人写出来交差的，竭尽溢美之词，将人们对文化散文的期待和理想作为“既成事实”冠在我头上了，内心里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创作水平达到了那种高度。直到我在网上看到黄桂元先生的文章之后，才知道颁奖词出自这位天津著名评论家的手笔。当年，我去天津领奖时和他这个评委代表见过一面，但他话语不多，更没有说到他为我起草颁奖词的事情，所以我们之间几乎没有对话，此后也没有交往。我相信他对我散文的评价是出自他内心的真话，但我还必须一如既往地努力写下去。如果要说到文化散文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尽量做得将诗、史、思有机融合，达到一种既有深度，又有诗意的艺术境界。这不是我概括出来的，但我一直将这一点作为自己文化散文写作的艺术追求。

 

　　卢：梁实秋在《论散文》中说，头脑笨的人，说出话来是蠢，写成散文也比较拙劣;富有感情的人，说话固然沉挚，写成散文必定情致缠绵;思路清晰的人，说话自然有条不絮，写成散文更能清澈见底。所以说，散文的关键在于人，有一个人便是一种散文。您提出历史文化散文要表现文化关怀和人文追求，那么您如何看待作家个人的思想境界、人格气质、艺术旨趣与散文创作之间的关系呢?

　　任：作家个人的思想境界、人格、人文情怀，这些肯定与他的创作相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很难找到一百年社会相对稳定的局面，没有大的灾难和战争。所以，我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古往今来，人们没有过几天安宁的日子。我们这一代人比较幸运，我们出生的时候，二战早已结束了，三年内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也结束了。可以说，我们这一辈人能够享受和平与安宁，非常来之不易。如果我们今天仍然以成吉思汗为荣，想到当年他们不断地发动战争和暴力杀戮，我们就热泪盈眶，就感到自豪，那我们就没有资格指责日本人崇拜军国主义。最近我写一篇有关张养浩的散文，他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叹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我认为这是他对人文情怀的一次最好阐释。一个作家要保持社会良知，对生命、对人性、对人民大众要有怜悯之心，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道德感。一个作家的人文关怀，包括他的视野，他的境界，他的文化理念和文化担当等，都反映在他的创作当中。所以我说，虽然有人能将风花雪月写得很潇洒，能够将一些情感题材表现得催人泪下，但不能证明他就能写好历史文化散文。

　　卢：《反读五千年》集录了您大部分的历史文化散文，是否可以说这部历史散文集是您的代表作，能具体谈谈这部历史散文集的创作过程吗?

　　任：《反读五千年》是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部散文集其实是一种积累的结果。《任蒙散文选》经过几次出版后，我考虑出版一本纯粹写历史的散文集。《反读五千年》将《任蒙散文选》第一版、第二版中的历史文化散文都收录了进去，还收了十几万字的长篇散文《世纪的黎明》，成为这部集子的重头戏，其主要内容是写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到来的前一年，《长江文艺》听说我准备写辛亥革命，他们的负责人一秒钟都没犹豫，就向我伸出5个手指，让我给他5万字，因为他们要组织一期纪念专刊，《天津文学》主编也向我预约了两万字。这篇作品的确赢得了不少好评。《反读五千年》出版后，出版社从责任编辑、审稿总编，到他们的老社长，都看重《世纪的黎明》，异口同声地说辛亥革命写得好，湖北省社科院的刘保昌研究员也一直赞赏这部作品。听到赞扬，我心里自然很高兴，但另一方面也感到有些憋屈，因为这本集子里收了40多篇“短篇”，都是我比较用心写出来的历史文化散文，写作这些“短篇”所耗费的精力不知是写作《世纪的黎明》的多少倍，反而被这一篇长文削弱了它们的光芒，后面一堆散文好像不及那一篇。当然，也有评论家朋友不以为然，很可能是他们把散文当成小说来读了，或者随手翻了翻，或者认真看了但很不喜欢，这都没有关系。一部作品问世让所有人都肯定，这样的现象极为罕见。我总觉得，没有一定的阅历和思想历练，没有那种情怀，就很难体验出这种历史文化散文中的“味道”。

　　卢：我认真拜读了您的长篇巨作《世纪的黎明》，觉得这部历史文化散文视野开阔、气势宏伟，语言也精准、流畅而富有激情，而且有深刻的反思与批判精神，读完之后感到震撼。您在《世纪的黎明》里细腻地描写了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许多细节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比如刻画陶启胜、金兆龙这两个人物在起义前具体的行为举止，以及打响起义第一枪前前后后的生动情景，这些是您的想象呢，还是确有其事?

　　任：我对辛亥革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我写陶启胜、金兆龙，包括黎元洪这些具体的人物以及历史事件，都是经过我认真地查阅资料，依据史实来写的。不过，其中有些人物对话、心态和思想情感状况，是我推理和想象的结果。我主张散文属于“非虚构”文学，但并不排除某些细节的合理想象，没有细节和故事的填充，就无法更好地重现当时的历史场景，但是这种想象必须是“循规蹈矩”的，绝不可以违背人物性格和事情的情理，一定要在历史事实的框架内下进行想象，这样才能把历史写活，把散文写得生动有趣，写出真实情感和思想深度。或者说，写这种极其严肃的历史题材，我给自己划定的想象空间非常狭小，只能努力把这种有限的想象空间利用好。

　　卢：在您看来，历史是需要“反读”的，您也以“反读五千年”作为您历史散文集的书名，请问您所说的“反读”有什么独特的内涵吗?在您的历史文化散文中，您又是怎样来“反读”历史的?

　　任：所谓“反读”，并不是故意跟别人唱反调，而是怎么从一个不同的视角去透视历史，把以前某些错误的历史观念纠正过来。这种“反读”，更多的是对历史的思辨。比如，白居易这个人是具有两面性的，别看古代文学史介绍的都是他同情民间疾苦、揭露社会黑暗的诗作，但他也写了很多趣味不高的艳词，描写自己醉生梦死、奢靡腐朽的优厚生活，并且这类诗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他写的关注社会现实作品的数量。我写白居易时，不但从这个角度去看白居易这个历史人物的思想复杂性，还从为官和为文两项“主要指标”去综合观察他的所谓成功人生，这跟以往别人对白居易的解读显然是不同的。我在《反读五千年》中，写李白总共四五次，写杜甫两三次。所以我说，“反读”不是否定历史、曲解历史，甚至是有意歪解历史，而是突破一些陈规思维，重新审视历史，在前人认知的基础上获得更真实客观的解读。

　　卢：散文家王统照也曾说过，“历史类的散文”能用优美、生动、有趣的文笔将历史的事实写出，既不像小说那样单纯注重情节想象的创造，又不同于纯历史读物那样干枯的记载，文学是需要想象的和个人情感的，历史是客观严谨的，二者的巧妙结合才能把历史散文写出精彩。我认为您的历史文化散文确实达到了个人思想情感与历史真实无缝融合的艺术境界。这里，我引出一个话题，那就是刘保昌老师认为您的历史文化散文在审美性上比余氏“稍逊风骚”, 但在思想性上绝对超越了余秋雨, 带有鲜明的“任氏标志”。您怎么看待这种评价，您与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有什么不同吗?

　　任：在一次创作研讨会上，曾有湖北大学两个研究生问过我，我怎么看待自己和余秋雨的散文。我回答了三点：第一，我绕不过余秋雨，很多人认为我的历史文化散文太像余秋雨的风格了。中国社科院的楼肇铭老师读了《任蒙散文选》曾经给我来信，他肯定了我的历史文化散文，同时也认为余秋雨是我的老师。第二，有的评论家不喜欢余秋雨，认为他的散文卖弄学问，就在评论中有意拔高我的历史文化散文去打压余秋雨。我感到这种“对比”比较偏激，没有赞同，可我最终未能阻止他。第三，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我的创作对余秋雨是“从模仿到超越”，说我在思想性上超越了余秋雨。我曾经说过，肯定不存在模仿的问题，同在一条道上走，自然有些相似之处。我写过几十年杂文，有些杂文作家的创作达到一定水准后，大家观察问题的角度、创作的思维轨道，都可能比较接近，甚至连语言、语式、语感都很相似，有时候面对同一个题材，拟出来的标题都可能不约而同。有的学者在论文中说我的散文在思想性上比余秋雨的散文强，还运用了“绝对”一词。他那篇《一个王朝的背影》写的是承德避暑山庄，说皇帝的确很辛苦，应该有一个地方好好休息。我读到这里就有点儿“翻胃”，天下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冻饿交加，他没有同情百姓，反而同情皇帝，说明他比较缺乏悲悯意识和人文关怀，这涉及到根本的文化立场问题。当然，不是说不可以同情皇帝，但要看是在什么环境、前提下来表达对皇帝的同情，即使同情，也不能赞同他们如此大兴土木建造独享的避暑山庄。对于这种早已发霉的皇权现象，我们不去再进行鞭挞，但也不可以如此称道。

　　卢：您的历史文化散文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批判性，而且还有许多文化学者所缺乏的人文关怀和人道精神。卢锡铭先生曾说：“要研究中国当代历史文化散文，任蒙是一种绕不开的峰峦。”可见，您的历史文化散文是得到高度的认可的。请问您如何看待您的历史文化散文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任：那年去天津领奖，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我曾经说过，过去多少年我只能用自己极其有限的业余时间来写作，很少有时间去阅读他人的作品，几乎没有比较，所以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什么位置，不知道自己写到了什么程度，只知道自己努力去写。卢锡铭本身就是个散文作家，是从广东出版集团的领导岗位上退休的，在广东出版界被称作“教父”。他对我的散文赞美有加，这句话是他在一篇评论里讲的。华中师范大学的黄曼君教授生前一直对我的散文很赞赏，最初，他在电话里给了我四个字：“写得很好!”他在“任蒙散文艺术座谈会”上指出，把史实、学术和散文的抒情几个方面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任蒙散文最大的成功之处。更让我感动的是，黄教授多次说理论界对我的散文评价不到位，他一直想为我写一篇“综合性”研究论文，推到《文学评论》上去，并且考虑从“大文化”的角度去写。但是，他那会儿已经70岁多了，不久又身患绝症。还有许多评论家对我的历史散文是持有肯定态度的，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不知可否，都没有关系。有的人随手翻了翻，有的人像看小说一样一目十行，有的人压根儿没看，假如他们说我的作品如何好，反而一点儿意思也没有。武汉作家协会主持工作的评论家王新民，我们从年轻一起写到老，他多少年对我的散文不以为然，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后来他突然发给我一篇评论，文字比较长，对我散文的评论应该是“很到位”的，他还强调说“值得研究”。我一直对此感到欣慰，有人可能一辈子否定我的散文，这也很正常。

　　卢：五四以来，中国产生了许多的散文大家，例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林语堂、汪曾祺、史铁生、杨朔、刘白羽、秦牧、余秋雨等，但是散文似乎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学思潮和流派，都是自成一家。您如何评价中国现当代以来的散文?请谈谈您的看法。

　　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但是现在对散文的认同，基本上还停留在民国时期，也就是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我们不要老想着写出优秀的作品等待后人来欣赏。今后时代的变化必然更快，必然更进步、更文明，我们今天认为很优秀的作品，到时候也可能过时。评价散文创作，我不主张一概以“今不如昔”的观念去衡量，特别是散文创作，我是倾向“厚今薄古”的。我讲的“厚今薄古”，就是不赞同总是把眼光盯着前人。由于历史的原因，民国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期，中国几乎没有出现优秀作品，散文也是这样。著名的“南秦北杨”，今天看来也有很大局限。杨朔的散文情感虚假，比如，他说他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为革命”采蜜，而这篇《荔枝蜜》却是他最有影响力的散文，说自己变成小蜜蜂又是这个名篇中的“文眼”。这样所谓意境的升华非常牵强，每个人都会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头牛或者一匹马的都极少，而他却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昆虫，只能留下编造的痕迹，让人感到别扭。秦牧的散文，文字上比较平淡，大都是一些大众化的知识介绍，更像随笔。他曾经写过一篇《逛东陵》，写他参观慈禧陵墓的见闻感受，应该是一篇写历史的散文，但是这篇散文从立意到语言表达，与当今作家的文化散文相比，都有一定差距。《长江三日》《白杨赞礼》这样描写景物的散文名篇，现在看来，也停留在一般层面，缺乏思想深度，语言也没有现在精辟。当然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文学标准去衡量这些文学大家的作品，更不能否认他们曾经领过一代文坛风骚。尽管当今是小说走红的时代，但散文的水准还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就是我所指的“时代难度”。我们想要在散文领域有所造就，就必须以当今散文的标准为冲刺目标，正视这种难度。

　　卢：我们知道文化散文写作的对象是历史，写文化散文很容易陷入历史的公论当中，而您提出“反读”历史，以一种全新的视野和姿态来理解历史、阐释历史，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我认为任何写作都应该回到当代，回到我们现实的生活之中，这样的作品才具有现实的意义。那么您认为文学创作如何才能实现传统与现代经验的对接，实现历史文化散文的当代价值?

　　任：曾经有个别网友说我的散文主要是拿古人开刀，意思是这算什么批判精神?如果你有能力就批评当下的现实。我估计他没有认真看过我的散文，不可能理解我对历史的反思正是为了现代和将来。洞悉历史不是那么困难，但也没有那么简单，让大家都能够认清历史真相需要费很大气力。100多年过去了，我们对辛亥年的历史转折还存在种种荒诞的解读。有人认为慈禧是改革派，把孙中山说成是“搅屎棍”;有人否定革命的进步意义，说如果不是革命坏事，中国早就实现宪政了;更有学者振振有词地为袁世凯开脱，说他称帝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为了重开君主立宪的道路。云云。所以说，对历史得出一个正确结论并非容易的事。文化散文，就是力求以文学方式对历史作出正确的解读，就是要立足唯物史观的视角，坚定地面向社会人生，以冷隽的目光和理性思维去反思几千年的历史辉煌和历史苦难，去发掘我们伟大民族的前人用艰辛的步履在这块土地上留下的精神信息，从而把历史话题引入变革时代的思想沙龙，为散文艺术的发展开拓新的空间，提供新的动力，并且以它理性的光芒照亮整个散文艺术领域，从而促成一个颇具有新意的散文时代。

　　卢：散文是没有一定的格式的，应该是最自由的，同时也是最不容易处置的，散文如果写得太细、太小，那么就会显得繁冗拖沓，如果写得太“大”，那么很就可能显得空洞、生硬，粗鄙，所以王国维说“散文易学而难工”。那么，您认为如何才能使散文形神兼备?请您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谈谈散文创作的思维、方法技巧以及规律。

　　任：散文创作肯定有自己的规律，但绝对没有公式，也没有固定的套路。当然，也不要局限于某些创作理论之中，任何写作都不能依赖理论，任何一个文学高手都不是依靠理论指导而成功的。况且，过去某些散文理论是存在误区的，比如“形散神不散”，好像很有道理，其实“形”也不该散。文学创作，更多的是靠自己在实践中摸索规律，熟悉技巧，更多的是需要自己的领悟。任何语言，任何教学手段，都无法准确地说出文章内在的千变万化，只能靠心灵去感触，在创作实践中摸索散文创作的规律，掌握了散文创作的一般规律之后，就要主动去寻求创作的突破。有些基本规律和审美要素没法改变，比如景物、情感、哲理是写景短文的基本要素，散文通常使用托物言志、借景抒情这些基本表现手法，也不容易改变。我所说的突破，主要指几点：一是题材的突破，比如写乡村，除了小桥流水和悠扬的牧歌，除了童年、老牛、故乡，还应该关注农民工、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二是视野的突破，我说过，散文要有文化担当，要担负起时代的文学使命。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应该努力站在一种比较高的文化视野去审视历史、关注现实，去发现人性中的光辉，但不是让我们仅仅反复去写“雷锋的故事”。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美学价值取向?什么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价值标准?什么是精神美学的时代追求?精神美学是否存在普世价值等等，值得我们去深思。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才能写出黄钟大吕的作品。三是情感的突破。不要拘囿于“小我”，要表达“大我”的情怀，“大爱”的精神。提倡“底层叙事”，就是要表达对底层劳动者的人文关怀，表现他们心灵中生存的痛感。四是表现的艺术问题。散文是有技巧的，但是不是为了技巧而技巧。我把技巧分为两类，一个是大技巧与小技巧，所谓的大技巧，其表现还是一种境界和高度。风花雪月之类的散文，尽量往小处去写，文化视野之类的散文，要尽量往大处写。但是无论是“大散文”还是小散文，都必须有典型的细节，都要细致入微。所谓的大，也必须通过“小”来表现。当然不要平铺直叙、有闻必录，所谓的“原生态”散文，也不是原材料的堆积。当然，还要提炼，进行诗化的处理，我在《诗廊漫步》里说过，“诗如散文，是对诗的讽刺;散文如诗，是对诗的赞美”，景物散文如果能比较多的引入诗性语言，就更能增添散文的韵味。

　　卢：有的评论家曾谈到过历史散文的一个弊端，说作家们在进行文化大散文创作时，在自己的心灵和精神无法到达的地方，几乎无一例外地请求历史和史料的援助。当下也有些人把文化散文理解为罗列知识和显示学问，那么历史文化散文作为一种独特的题材，它有什么独特的写作技巧吗?

　　任：我认为首先要选准切入点，文化散文有时展示的是宏大的历史背景，但是也可以从小处入手。一块石碑，一座山林，一个村落，一处古冢，或者一个很小的历史情景等等，都可以作为切入点。其次，是要严格遵守散文写作的规则。文化散文不是历史知识的堆砌，也不是一个典故再加作者的一番议论。写文化散文，要置身于历史的现场，坚持文学的表达。有些所谓的历史文化散文缺乏诗情，缺乏激情，仅仅靠故事和感想敷衍出来的随笔，与过去报刊流行的“读史札记”没有多大区别，不能算是真正的历史文化散文。当然，还有博采众长，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要运用多种表现手法，要有小说的想象、随笔的智慧、诗歌的语言、戏剧的结构、杂文的讽刺和思辨。写作要触类旁通，这些体裁之间没有绝对的边界。那么作为一种自由的文体，“散文”更有理由借鉴其他体裁的表现方式。

　　卢：每个作家似乎都有自己的创作理念，那么请问您的创作理念是什么?

　　任：我认为，写作就是写自己，写自己的智慧，写自己的情怀。文化散文创作，更需要作者具备学养、情怀、激情和想象力。散文的内涵，是由作者自己的审美体验决定的，它所体现的是作者的艺术境界。作者在创作中，必须将自己置身于自己所描述的某个历史时刻和意境之中写自己的所思所想，写自己的心灵。写散文，就要带着激情去写，带着敬畏去写。我散文创作的一个理念就是，不看前面、也不看后面，不看左边、也不看右边，我总是不断地往前走，不断地向上攀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创作高度和难度。

　　卢：在很多作家的创作道路上都可能碰到一种现象，那就是他们在获得了比较高的成就之后，就很难超越原来的作品，进入了一个所谓的瓶颈期。请问，您在散文创作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瓶颈期?

　　任：这几年我写历史文化散文写得越来越少，不是遇到瓶颈期。我曾经说过，在写作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是自己。自己每攀上一个高度，等于为自己设下了一个新的障碍。超越别人不容易，超越自己更难，因此，我们既要自信，又要客观地看到自己的实际水准。

　　卢：您未来有什么样的写作计划吗?

　　任：我还是会坚持写历史文化散文。不过，散文创作不能贪图速度快，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写得更沉稳一些，写得更深邃一些，写得更精致一些，写得更凝练一些。只要有了真知灼见，有了能够启发读者的思考，还是应该写出来，能写多少就写多少，千万不要追求数量。前些年，湖北省作家协会和《湖北日报》主办“湖北作家写作家”活动，老作家刘益善采访我，后来发出的专访文章标题，就是《甘愿做一个低产的作家》。

　　(作者简介：卢建飞，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