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写杂文的人不少，这是指广义的杂文。专事杂文写作，产量高，又颇具影响的，大概就是杨东鲁了。就我的接触不多的印象，我以为，东鲁是适合写杂文的，或者说，他找到了自己在文学领域发展的定位。他热爱生活，有激情，爱思考，看事看人，眼光敏锐，机警而幽默，虽然生活在较偏僻的县城，却是最早经由网络实现与大千世界信息互动的作家之一。我大致了解他从一位贫苦农家孩子，走到今天的经历，这种经历，于杂文作家，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同时，他一直保持着与社会底层的近距离，这对于养成杂文作家必备的情怀，大有裨益。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多数逃避不了唐人李白的命运，即，进退徘徊;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大抵不错的。假如兼济天下的情怀严重缺失，我劝这样的人，还是不要写文章的好。写了留给自己独赏倒也无妨，硬要塞给别人，那就是“谋财害命”了。

　　杂文，不宜评析的，就那么短的文章，分析来分析去，令人生厌。东鲁的杂文，不说妇孺能解，但凡有点文化的人，也自会品赏。我借此机会，说一个既是题外也是题内的话题：还是杂文时代。

　　相声为什么失去了观众?姜某这伙人常常公开讨论，作严肃、痛苦、喟叹之状，又每每王顾左右而言他，哪敢接触问题的实质呢?一些演艺圈大腕，早就发了，香车美女豪宅，大师头衔，显赫地位，于是乎成了应制应时应景的卖艺人，抛却了相声艺术的独特气质。相声原是讽刺的艺术，他们还能讽刺谁?只有捧哏逗哏互相开点不伤皮肉的低级玩笑，拾一点网上笑话的牙慧，顶多拿小科长的鸡毛蒜皮之类开开涮。当初姜昆出道，靠的是《如此照相》，现在他还敢、还能如此照相么?一个人，开始过分珍惜自己的羽毛，在艺术道路上，他就休想再飞得起来了。早在六十多年前就说杂文时代过去了，给杂文判了死刑。今天，民间口头文学不算，看看满世界的杂文(网络上数以亿万计的帖子，都应归入广义杂文)，看看写杂文的热度，受读者追捧的程度，那个结论未免武断，早就不驳自倒了。

　　杂文的艺术特质，也在于讽刺。讽刺者，形象的，含蓄的，机智的，深刻的，幽默的针砭是也。而揭露又是针砭的前提。世界，总是善恶并存、对立的世界，一万年后也是如此。为什么不允许拿真善美揭露、针砭假恶丑呢?鲁迅说，杂文，古已有之，那么，也必定是后有来者。即使小说有一大会消亡，杂文的生命力，还会照样旺盛。杂文，无论广义狭义，事，情，法，理兼济，最自由，最性情，最是轻快便捷，最是“法无定法”，比作投枪匕首，稍欠包容，也刺眼了点;鲁迅说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更为贴切。嬉笑怒骂，人之常情，与人性同在，也就与人同在，与人类社会同在。说“还是杂文时代”，此其一也。

　　再看现实世界，有无杂文生存的必要。这个时代，和平发展是主流：还有支流、逆流。支流不加治理，逆流不加遏制，主流岂能畅流?即便只有主流，也还有疏浚河道、加固堤防、净化水质的事情要做呢。

　　遗憾的是，主流文学界，90年代以来，悄悄地把支流逆流“问题”与自己剥离，不再担当任何干系，变成一只妖冶的花蝴蝶，在苦难的人间悠然自得地飞来飞去，“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文学从来并非如此。鲁迅的小说就曾被“为艺术而艺术”的人讥称为“问题小说”，《风波》写的就是革命与辫子问题。车尔尼雪夫的长篇就叫《怎么办》，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也都提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和人性拷问。他们像殉道者，虔诚地寻找个人和人类的精神出路。譬如车氏提出的“怎么办”，百年之后，中国一个叫李银河的人给出了另类的答案，在我看来，不过是她据个人体验和社会学研究讲的一番大白话，却遭遇国人无情的谩骂和攻击。问题依然无情地存在并继续折磨着这个世界最智慧的生物群体。

　　在后工业时代，文学更多地融入大众娱乐文化和商业因素，或许有它的合理性，但在中国这个前工业社会，写作仍是少数人的一种权力;拥有话语权的作家，如果良心未泯，就不能不面对转型社会的诸多问题。而杂文恰恰就是不能回避林林总总的问题的。

　　为什么文学一涉及“问题”就不“艺术”了呢?——问题每天就这样与你纠缠不休，想摆脱都不成。这里，我试做一剖析。中国人特爱面子，文人尤甚，生怕被人议论“不艺术”，于是三十六计，“从众”为上计。国人又习惯两极思维，非此即彼，比如说，既然“问题小说”为所谓“纯粹艺术家”所诟病，咱们干脆将其打入死牢，清高就清高个彻底。中国人遵从“范式”，见不得逾越规矩，见不得事物之混沌状，画个圈圈把“艺术的小说”框起来，落个安逸清静，从此天下太平。中国人又特现实，特爱玩，再严肃的事儿都能一玩而消解;不再担“问题”之干系，不再伤“问题”之脑筋，玩它个风流倜傥，玩它个名利双收，还能博得艺术家之美名，何乐不为?人生都可以游戏，况雕虫小技之小说乎?

　　殊不知，文学乃人学，而人，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一个问题。卡尔·拉纳说，“人是一个会发问的存在”。“问题意识”是人的本体论规定性之一。舍斯托夫说，“灵魂最本质的表现就是提出问题和寻求答案的能力。”人类最可贵的品质是具有理性，理性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确认“问题”并探求其解决之道。

　　现实世界的问题，何劳我来絮叨。大到全球气候变暖，能源告急，核威胁，两极分化;小到中国的民生，“新三座大山”(住房，看病，读书。似乎还应加上第四座，就业)，竟然作家们充耳不闻，却在象牙塔里愤愤然地大谈谁该谁不该得诺贝尔奖，这不是吃饱了撑的?花大钱养这班人大做诺贝尔无聊梦，纳税人冤也不冤?

　　杂文家正好相反，多是一班饿不死撑不饱，一腔忧国愤、拳拳赤子心的家伙。他们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路见不平，挺身而出。像鲁迅说的，自己或许并不乐观，还要肩起黑暗的闸门，放青年去到光明。尚未丢失的人文精神阵地，大概首先要数(广义的)杂文这一块了。“还是杂文时代”，此其二。

　　其三，杂文在现实生活中，事实上发挥着作用。我只要指出，那些为民间维权奔走呼号的杂文家，比如党治国、刘兴雨诸公，就足以说明了。

　　东鲁的杂文，以前读到过一些，这次才有机会通览。他的写作，与白居易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很是切合。题材广泛，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有趣的现象、头疼的问题，有某种程度的干预性;视角往往有独特之处;文字通俗晓畅，还不乏幽默感。文如其人，我相信这是他的所谓“性情文章”。东鲁善于学习，勤于笔耕，成绩斐然，我很高兴。从杂文的艺术特色看，在形象，思辨的深刻性，语言的俏皮和韵致几个方面，还有成长空间，且待努力加餐。松滋作家似乎有个共同的现象，我也不晓得看没看准，姑妄言之，权作共勉：那就是写得快写得多，“慢工出细活”的俗谚，领悟不够深切。单就某一篇作品而言，那就是花在“构思”上的功夫，还嫌少了一点。袖手于前，疾书于后，这乃是出代表作、出精品的不二法门。此外，阅读面也还嫌窄了些。须知，我们这一代人、以及下一代人，先天本来就不足，很不足;而想要有所作为，惟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尽可能站到前人的肩膀上去。东鲁先生和松滋诸友姑妄听之，合则取，不合则不予置理可也。

　　是为序。

　　2007. 3.3l草于古城陋巷思雨楼

　　作者系湖北省荆州市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