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
常语云：到什么山上砍什么柴，到什么地方唱什么歌。而今我，既访洪山，襄赞学会，伺弄杂苑，遂投身理论建设，以助推杂文事业。每留心史论，时劄记佳隽。凿壁前修，以光来叶。随读随记，一任丛错。略加标别，无复诠次。之如是，一则以懒，一则以待。懒则稍仿宋人洪迈结撰《容斋随笔》之因循后先、随物赋形之懒；待则不无私衷：倘他日笔记有增，辄再行理董。至若文题，乃系出前人如叶德辉《书林清话》之属，所谓剝皮塞责，附丽而生也。复因论衡当世文坛，杂文允称干净体裁、风骨文字，当得一个清字也。
一
徐铸成论杂文写作：“要简洁，要隽永，要掌握分寸，要像名画家的短幅一样，使人耐看。”时维一九八四年一月，于沪上。语见徐铸成序林帆著《杂文与杂文写作》，题作《我看杂文》。是著系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余按：短幅、耐看，二语最关机杼，杂家毋忽。
二
黄大荣释义杂文，以为鲁言最称。有曰：“杂文，无论广义狭义，亊，情，法，理兼济，最自由，最性情，最是轻快便捷，最是‘法无定法’，比作投枪匕首，稍欠包容，也刺眼了点；鲁迅说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最为贴切。”据黄大荣序杨东鲁杂文集《论杨振宁与翁帆的婚亊》，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黄大荣，鄂省作家。曩年与公尝联床于武昌紫阳路作协小招内，盖余时华师在读，应邀来兹，吾创长诗、渠修小说也。杨东鲁，杂文家，现与余同驻省会，共襄杂苑。故而公等所作所论，亲稔逾常也。
三
昔年，人或于鲁迅杂文之战斗意义未之解会，以为文学家中之如此卓越者，将其主要精力放在杂文方面未免可惜。因而劝其“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鲁迅严正回曰：“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语见言者《华盖集·题记》。后，鲁又申阐：“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即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语见言者《且介亭杂文·序言》。文学史家考评：“这些话不仅表现了鲁迅极可宝贵的执着于现实斗争的革命精神，也是对他所以要选择杂文作为主要战斗武器的生动说明。”据中南七院校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编第四章《鲁迅》（上）第四节《前期杂文》云尔。系一九七九年鄂艺版。夫胸次识见，高下立判；杂文特质，昭然若火。
四
鲁迅尝自况其文之“杂”。起鲁杂文，凡六百余篇，逾百万言。倘稍事分类，以体裁及形式论，辄有政论，有杂感、短评，有书信，有日记，有序跋，有抒情散文，有读书随笔，有社会生活之速写，亦有文摘“集锦”之荟萃。以风格与写法论，或直指时弊，触目惊心；或以古例今，发人深省；或深情委婉，爱溢言表；或激情磅礴，衔恨刻骨；或泼辣明快，或隐晦曲折，如是种种。鲁迅杂文写作之上述特色，适如夫子自道：“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语见《且介亭杂文·序言》。文学史家考评：“这就是说，鲁迅的杂文是各种文体的汇合，他运用杂文这种武器往往种类并非一个，战斗的方法也不求一律；同时由于这些杂文能从各方面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从各方面反映波澜壮阔的时代生活，因而也有利于从各方面去揭露和打击敌人。倘从每个单篇看来，它们是各自独立的作品；倘依年月编排合起来看，则又是一幅完整的历史图画。”继则，史家绾云：“总之，鲁迅的杂文，是一个既多样又统一的整体。这种体裁、风格、形式的多样化，便于从广大的幅度上典型地反映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成为这个时代最忠实的战斗记录。”据中南七院校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编第四章《鲁迅》（下）第一节《后期杂文》。系出一九七九年鄂艺版。按：作家所况，或就作品编纂所发；史家所概，殆为史之意义评估。悉为语上综观，未涉本文义谛。
五
林帆论幽默，乃援一美学学者例，谓其曾将幽默情境之形成过程，划作四个相对独立之环节，曰制造“悬念”，曰着意“渲染”，曰出现“反转”，曰产生“突变”。林帆申阐：“其中，出现‘反转’是关键性的一环。所谓‘反转’，就是在着意‘渲染’的基础上，辞锋一转，突然出人意料地打断了人们的正常设想或者合理的预想，解除了‘悬念’而产生‘突变’。”语见林帆《杂文与杂文写作》第七章《杂文的讽刺与幽默》第三节《什么是幽默》云尔。如何幽人一默，四环权作抓手，反转尤其讲究。
六
吾国现代文坛，首倡幽默阿谁？鲁迅尝云：“概自语堂大师振兴‘幽默’以来，这名词是很通行了。”据林帆《杂文与杂文写作》，福建人社一九八五年版，一O四页。考廿纪卅年代初，林语堂主持《论语》半月刋，乃首倡幽默。据闻：“他曾对humour这个词儿反复推敲，实在找不到汉语的对译，只好以logic译为‘逻辑’的先例，以‘幽默’二字音译；因为这个洋词儿含有‘会心的微笑’，‘谑而不虐’，‘非低级趣味的、只可意会的诙谐’等内容。‘幽默’二字虽然表达不出原文的全部含义，但还有点‘不宜说穿’，幽然默识的味道。”盖土产“幽默”，原含“寂静悄然”之意蕴。据林帆《杂文与杂文写作》之《什么是幽默》节云。
七
杂文之讽刺每与比喻相胶结。查古汉语中“讽”与“风”同，意即“譬喻而不直言也”；又复“风”与歌谣同义，如《诗经》之国风。《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此乃汉儒之所诠。证诸《诗经》，其大量引喻以行“风刺”：魏风之《硕鼠》，小雅之《黄鸟》，王风之《黍离》，如是种种，俱表“讽”乃用委婉之语，形诸暗示、劝告或指责，业成古代习用之修辞手段。据此，林帆论家考判：“许多现在已成了成语的寓言故事，像鹬蚌相争、守株待兔、井底之蛙之类，无不寓讽于喻。这也许是杂文托喻以讽刺生活中消极落后面的滥觞！”故《文心雕龙·杂文》略概云：“夫讽一劝百，势不自返”；刘勰复诠：“诗人讽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论家因谓：“可见‘以含蓄的语言讥刺人’的讽刺，也是古已有之的，现代的杂文不过是继承了这种传统的说理方法。”语见林帆《杂文与杂文写作》第七章《杂文讽刺与幽默》第二节《什么是讽刺？》。
八
毛泽东主席既卓然为一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其文亦富杂文味。尝谓“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云云。林帆发现：“毛主席自己的不少文章和讲演，就是富有杂文味的，其中不少着力的讽喻。比如被美国扶持的国民党政府将要被我们赶出中国大陆之际，当时的美国政府还装出一副可怜相，想拿出所谓施给中国人的‘小恩小惠’（其实是赤裸裸的侵略）的幌子为自己的罪行辩解。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几句话，把艾其逊之流的狂言驳得淋漓尽致，这是多么明快得体的战斗风格。”语见林帆《杂文与杂文写作》第七章《杂文的讽刺与幽默》第二节《什么是讽刺？》按：毛主席其立论与实践相与契印，足资毛著研者别一蹊径。
九
鲁迅每文、每著之题名，庶几充分呈诸战斗风格。如《热风》，盖其感到“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为表无视周围空气之“寒冽”，辄“反而称之曰‘热风’”。夫《热风》集名因此而制。至若《三闲集》《二心集》《朝花夕拾》《南腔北调》种种，俱有深意在焉。或讽其杂文乃是“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鲁遂起当年杂文结集，而萧散命以《三闲集》，所覆何其风趣而幽默。或造谣讥鲁“爱演说”，又复取笑先生所操者南腔北调也。无何，《南腔北调》之集渊默问世。且夫作者藉此《题记》以发挥：“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云云。其反击何其犀利而直接！据林帆《杂文与杂文写作》第八章《杂文形式的“杂”》云尔。
一O
林帆论杂文之“杂”，谓杂，不惟杂在内容，“杂”亦应体现于形式焉。其言：“如果杂文真有程式，那就不是战斗的杂文，而是杂谈八股了。内容决定形式。杂文短小泼辣，反应敏捷，正是内容与形式统一的体现，是因为杂文的特点在于‘杂’。这个‘杂’，除了要求题材广泛，内容的‘杂’而外，当然也要求形式的‘杂’：短小精悍，还要不拘一格；要发挥其战斗力，仍须力求形式的新鲜活泼：像浓缩铀一样，释放出来的热能是无穷无尽的。如果老实出之，势必千人一面，形成杂文八股，就不能有所创新，以出奇制胜的招数知人论世。形式有其反作用，拘谨了，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杂文的发展。”夫一贯表里，两造俱杂。所况洵具眼之论。复加申阐，进则胪列：“杂文既是带文艺性的社会论文，它就赋有利用文艺形式与笔法的有利条件，使它的表现形式‘杂’起来。需要的话，可以是抒情式的，可以是特写式的，可以是寓言式的，可以是打油诗式的，可以是对话式的，可以是杂剧式的，可以是日记式的，可以是书简式、祭文式，甚至可以是相声式的，等等，等等。”卒则绾云：“总而言之，十八般武艺，不管是刀枪剑戟，斧钺弓弹，件件可用。”据林帆《杂文与杂文写作》云尔。夫武库丰饶如此，足资杂家征用。
一一
易和元，诗人，专伺讽刺体诗。林帆论家于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六日《中国青年报》获睹易氏讽刺打油诗，题作《剽窃的神通》，称赏此诗“其实也是一则妙极的杂文”。盖易诗旨在讽刺“雅偷”手法高明，有曰：“原是外国作品，拿来改衣换帽。偷来结构故事，加上中国作料；安娜变成芳梅，里沙换成王宝。本是异国风光，写成中国情调。”感叹“剽窃之道深哉，笔拙难以细描。且用六字总结：灵魂实在糟糕！”论家评赞：“这种叙述与议论的形象化，不也是杂文常用的笔法吗？”据林帆《杂文与杂文写作》第八章《杂文形式的“杂”》第三节《聊备一格，大胆创新》云。讽刺诗亦领杂文之目，幸业内勿忽耳。
一二
溥仪于《我的前半生》中尝引一联，据称其在曩年流传较广。所况者乃前朝遗老不甘退出历史舞台，挖空心思巧做文章所发之牢骚。上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下联：“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细品是联，辄感其遣词用句，妙不可言。尽管所詈“民国”与“总统”，尖酸刻薄，然不失为据实之辞。盖斯时民国，实则为军阀割据、南北对立之破碎山河；托庇于北洋军阀卵翼之总统，也确乎“不是东西”。按：“东西”非指“东西之争”。论家评点：“作者用了析字和双关的修辞手段，极尽挖苦之能事，就文字而论，都是妙极了的。杂文也常常运用这样的手法（如颠倒词序，一语双关，等等）来借题发挥。”据林帆《杂文与杂文写作》第九章《杂文的语言》第二节《简洁的炼话》云尔。夫援杂文笔法入联，是联当以杂文诗目之，盖联乃韵语骈枝、诗之流亚也。
一三
邓黔生论家尝旗帜鲜明道：“现代杂文是一种独立的文体，不能把它作为别种体裁的附庸。”可谓法相庄严，旋加考判云：“我为它下的定义是：杂文兼有文学和政论两重因素，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有机结合的、短小、活泼、犀利的文学体裁。”语见邓黔生《杂文创作概论》（修订本）第一章《杂文的含义和类别》第一节《广义杂文和狭义杂文》云。
一四
杂文乃古已有之。鲁迅于其《且介亭杂文·序言》如是说。冯雪峰亦尝言：“例如在古代，先秦诸子的文字都是最好的、最本色的和最本质的杂文。”彼氏《谈谈杂文》冠三最予先贤，极矣，蔑以加矣。转见邓黔生著《杂文创作概论》修订本第一章《杂文的含义和类别》第二节《古代杂文源起及多样性》云尔。
一五
论及杂文社会作用之历史价值，廖沫沙氏殊有见。公尝撰《夏衍杂文随笔集·代序》，有谓：“我看了从二十年代前后兴起的杂文随感这类文字——从鲁迅直到夏衍同志的杂文，我忽然发生了一个奇想，‘六经皆史’的‘六经’，现在应该改为‘七经’，即‘杂文经’或‘杂文随笔经’，这一‘经’也应当包括在‘史’的范畴内。因为这类文字也正在思想上反映了历史面貌的一个方面，是真真实实的历史资料”云云。廖论为邓黔生目为“精辟的意见”，列于彼著《杂文创作概论》修订本第二章《杂文的社会作用·时代精神》内，以为重要理论支撑。余深以为然，盖其“奇想”殊奇，所发甚创。
一六
杂文乃文苑常客，传媒为普泛载体，各界多拥趸受众。一九五七年三月，陈毅元帅尝作《读时下杂文，因忆鲁迅，为长歌志感》，或曰“其中很有些意味深长的句子”（邓黔生考语）。诗云：“我爱读杂文，鲁迅作者最。打击方向准，是非严分类。甘为孺子牛，敢与千夫对。一生无媚骨，至死不饶罪。又加文辞美，讽刺有深味……近来杂文多，争鸣生气倍。每天我必看，愈看愈有味……”权作杂文诗话，镶嵌于兹，顿有珠玉在前之感生焉。
一七
邓黔生言：“杂文与漫画很有相通之处。杂文是文学中的漫画，漫画是美术中的杂文。这主要指它们在立意、选材、表现方法上的运用，都可以有更多的借鉴。”论家比譬云：有漫画所绘者，乃一夫满头大汗自外负归巨木一，业经砍、锯、刨、钉等工序，卒成一尺见方之箱，犹复郑重颜曰：“节约箱”。论家就此评点：“这就非常形象而幽默地讽刺了我们一些同志的形而上学的思想：美其名曰提倡节约，而实质上本身的行动就在浪费。这鲜明的矛盾的对立性所造成的不协调，产生了强烈的令人难忘的效果。”夫申阐至此，犹宕开一笔云：“假如这画画的不是制成‘节约箱’，而是制成矮板凳、洗脚盆之类，虽然也表达了反浪费的思想，但那样的‘选材’却不能像以制‘节约箱’作为题材使主题这么鲜明、深刻。我们写杂文，不是也可以从中获得意外的启示么！”据言者专著《杂文创作概论》第五章《杂文的立意、选材、标题和头尾》第二节《选材重精新》云。喜邓言新警，洵颇开文慧。
一八
闲笔颇关杂文味。邓黔生言：“杂文需要灵活运用‘闲笔’，使杂文能加强杂文味。”公谓：闲笔之说，吾国古已有之，清金圣叹谓之妙笔，张竹坡目为难学之笔。然文艺中“闲笔”断非饶舌翁妪之闲言碎语。经考，论师正色道：“闲笔，通常指作品中有意安排的貌似与题目、人事、主题等没有直接关系而有内在联系的文笔，但却是作者精心安排的妙笔。闲笔能烘云托月，波澜起伏，奇姿横生，就使文章产生了含蓄曲折的情致美。闲笔，是文笔的跌宕、气韵的机变，是使杂文立体化的一种艺术。”语见言者《杂文创作概论》第六章《杂文审美价值的多面探索》第四节《杂文味的特点》其二“纵横挥洒 笔墨不拘一格”云尔。奈杂文味每予人玄虚之感，赖邓此说，庶几坐实矣。
一九
邓黔生颇重杂文之构思。其《杂文创作概论》修订本第四章《杂文的构思、思路、结构》第一节《杂文构思的特点和层次》，论及杂文作者于艺术构思之顷，殆经酝酿过程三层次，其二曰：“提炼材料，深化主题。作者有了丰富的材料，决不能摆杂货摊，草木鱼虫鞋帽共展。应该在分析材料的过程中，开掘‘金矿’，确立主题，并据此去提炼材料，进一步深化主题。主题的深化是杂文构思极重要的一环。高明的杂文作者，总善于以意役法，而不是以法役意。”继以反问正结道：“如果没有‘斯是陋室，唯吾德馨’的立意，刘禹锡的《陋室铭》会有多大价值？如果没有‘出淤泥而不染’的意旨，周敦颐的《爱莲说》焉能流传至今？如果不归结出‘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的哲理，鲁迅的《战士和苍蝇》又如何振聋发聩？”夫诘究叠加，翩其反而，果证所论。
二O
大江健三郎，日人，彼于一九九五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尝有《大江健三郎自选随笔》行世，其自序坦承：“我现在写作随笔的最根本动机，也是为了拯救日本、亚洲乃至世界的明天。而用最优美的文体和深刻思考写出这样的随笔，世界文学中永远不可能被忘却的巨匠是鲁迅先生。在我有生之年，希望向鲁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挨近一点点。”语见邓黔生《杂文创作概论》。盖邓氏于“新时期贬损鲁迅现象评析”中，援正击邪，护崇嗤卑，因于文苑巨公有所借重耳。
二一
邓黔生《杂文创作概论》，颇道化理入喻之法。是著第七章《杂文的表现艺术》，其五“比喻联想 拓展文镜”节有谓：“杂文由于要说理，所以多用化理入喻之法，即将抽象的道理，通过比喻化成具象说出。由于化理入喻，比喻说理，就明显地加强了杂文文艺性与说理性的统一。”公推“列宁最精通此法”。例云列宁为揭资产阶级伪善以待列夫·托尔斯泰，喻云：“这些身披袈裟的官僚们，这些信奉基督教的宪兵们。”及至托翁云逝之顷，上述者“流出鳄鱼的眼泪”。犹况随时可能突发之社会危机：“狂热的军备竞赛和帝国主义政策，使得现代的欧洲的‘社会和平’活像一桶火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况伟大导师乎。
二二
值“四人帮”横行日，丙辰年爆发“天安门事件”。此举旨在反四人帮之流，颂周恩来总理。时有一诗流播坊间，题作《向总理汇报、请示》：“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匡之修辞美学，乃式取谐音，格隐双关。盖其所表者拆桥之事，所寓者倒逆之旨，锋镝直指“江（江青）、桥（张春桥）、摇（姚文元）”者流。邓黔生论家点拨：“这例子很典型，虽是‘诗’，其法亦可为杂文效之。”语见言者《杂文创作概论》第七章《杂文的表现艺术》道及耳。
二三
据考：革命导师列宁之杂文创作甚丰。其文内容不朽，制题亦超。彼善用口语及典故为之，即令相当复杂现象之本质，亦赖凸现。夫自《列宁全集》披览获覩：《带白手套的“革命家”》（第八卷）、《好曲不能当饭吃》（第八卷）、《社会民主主义的宝贝儿》（第九卷）、《听一听蠢人的评判》（第一一卷）、《互相捧场》（第一二卷）、《论狐狸和鸡窝》（第一八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第二五卷）、《资本家的一千O一次谎话》（第二五卷）云云。业经方家博识采撷，以为“标题求神韵”之适例，而嵌入彼著。据邓黔生《杂文创作概论》云。
二四
邓黔生《杂文创作概论》第四章《杂文的构思、思路、结构》，其三节绍介“杂文结构的常见形式”之六，曰切瓜式，殊有致，因全引。彼云：“将所论事物矛盾像切瓜一样，一截为二，剖析对照，帮助读者分辨是非黑白。此方式多用于矛盾简明的杂文。”旋赓以范例，乃陈望道微杂文《“自由”与“驱逐”》：/有一位安那其主义家从广州来信说，“我们渴望的‘自由’在广州比较地能够得到了。”/我看到这里很欢喜。他下文又说，“可惜有人在此主张马克斯主义，我们只有‘驱逐’他。”我看了更很佩服这位朋友的热心！/只是“自由”与“驱逐”，在论理上不嫌冲突么？/此乃论家选自一九二一年二月廿七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者。注云：所涉安那其，为外文音译，即无政府主义。又，马克斯，现译为马克思。
二五
魏明伦，剧作家兼杂文家，《巴山鬼话》乃其杂文代表作。彼氏曾概杂文创作需有“三独精神”：独立思考、独家发现、独特表述。且以一己实践，加诸契印。余按：持守三独，实则不易。盖一味独立不傍，或易导致天马行空、舍我其谁之不羁，或易蹈入荷戟彷徨、缠斗风车之虚妄。但凡善类，还得珍重自身才情才是。
二六
邓黔生敢与权威观点相商酌。瞿秋白序《鲁迅杂感选集》有谓：“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邓氏辩证而观，复加抗声道：“我们必须肯定：瞿秋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序言’中对鲁迅杂文内容所作的分析深刻有力，光辉永在。但是，他对鲁迅‘杂感’（杂文）所下的‘社会论文’的定义，至少有以偏概全之弊，他把‘杂感’（杂文）划归论文范畴，而且明白指出‘这不能够代替创作’，如此观点则是不正确的。由于他的引导，由于他对杂文审美意义的忽视，致使不少人产生误解，根原此说，不承认杂文是文学家族的分子，只把杂文当作理论文章去孕育，瓜豆之得，实在意料之中。”语见邓著《杂文创作概论》第一章《杂文的含义和类别》云尔。夫新诠权威之说，辨正旗手之旨，洵放胆文，批鳞篇。
二七
曩年，之于鲁迅，有论敌恶意中伤，诋其因为才华消退，才弃小说而写杂文。鲁徐曰：“杂文也不容易做。”因坦承：“殊不知我这文章虽短，是绞了许多脑汁，把它炼成最精锐的一击，又看过许多书，这些购买参考书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来，是并不随便的。”语见邓黔生《杂文创作概论》第八章《杂文的语言特色》云。一如常语所宣之创作秘辛：“看似寻常却奇崛，得来容易却艰辛。”故曰：恶心他人者，不自恶心乎？
二八
相对于鸿篇巨制，杂文实属蕞尔小什，时遭指斥者乃其片面性也。就此，徐懋庸有所回应焉。公于一九五七年四月寄语《人民日报》，题作《小品文的新危机》，有谓：杂文“只能突出某一面，而暗示另一面。现在的许多人，对于全面性的要求，都真是全面极了。例如，翻开一张地图，看上面画了一个箭头，标着‘北’，人们就不满意。方向至少有四个：现在只指明‘北’，东、南、西到哪里去了？片面之极！这也给小品文一个很大的教训，但纠正的办法只有一条：‘拉倒’！”徐语转见邓黔生《杂文创作概论》第五章《杂文的立意、选材、标题和头尾》第一节《立意是根本》。按：寸铁杀人，无锐则废。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盖“片面的深刻”，或赖“片面”欤？！
二九
鲁迅笔法活泛，善于用典。彼撰《谚语》，所举者“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是为民间常谚。公作阶级分析云：“这乃是被压迫者们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纳税、输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闲事。”而于压迫者，却另有义涵：“所以被压制时，信奉着‘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格言的人物，一旦得势，足以凌人的时候，他的行为就截然不同，变为‘各人不扫门前雪，却管他人瓦上霜’了。”邓黔生评点：“鲁迅活用原典，只改动了两个字，就把那种失势时奴性十足，得势时无所不为的势利人物的嘴脸展示出来了。”鲁迅之讽，间以诗谑；更兼善搭，中辄必创。如其《崇实》“阔人已骑文化去”之属即是。返观前引，其效之佳，既赖典故活用，亦藉舛互助力。审后者，乃修辞品格之一也。
三O
林放尝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三日《文汇报》撰文《杂文之春》，就杂文味之说，论列有二：“首先，杂文决非闲文……而如果脱离常青的生活之树，文章也成为枯枝败叶，枯燥干瘪，装腔作势，言之无物，流于假、大、空、套，哪还有什么杂文的气味呢……杂文之味，又在于它文笔上的独特风格……可以说，杂文之所以有味，又在于它表现了某一作者笔调上的特色。”对此，邓黔生论家移商就参，有针尖麦芒之辩：“首先，社论、思想杂谈、总结、调查报告，也都不是闲文，都要言之有物，但不能说据此它们就具有了杂文味。其次，作者文笔上的独特风格、特色，亦不能等于杂文味。诗人臧克家、散文家杨朔、戏剧家曹禺，他们的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但不能说他们的作品也具有杂文味。”邓氏所申乃“杂文的审美价值，集中地体现于杂文味中”。语载彼著《杂文创作概论》。较比二说，高下立判。盖邓言直抵论题之核、拴鼻牛绳：“杂文味是杂文审美价值的集中体现”云云。
三一
据载：一九二三年初，北京大学并燕京女校学生公演文明戏，引京师轰动。观剧后，俄盲诗人爱罗先珂刊文鸣见。时北大学生、后语学名家魏建功撰文“反批评”，内容乃讽诗人是“瞎子”，因制题《不敢盲从！》。以心思挖空之巧，行人身攻击之举，遭致鲁迅痛批。鲁文卒云：“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按：邓黔生《杂文创作概论》第五章《杂文的立意、选材、标题和头尾》，其三论及标题求神韵，尝例此。余然之曰：标题求神韵，品质赖峻格。
三二
关于杂文定义，古远清尝作比较论。彼拈《辞海》给定杂文定义云：“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或社会倾向的文艺性论文。”邓黔生初版《杂文创作概论》有谓：“杂文兼有文学和政论两重因素，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有机结合的短小、活泼、犀利的独特的文学体裁。”相形之下，古氏以为邓言或非笃论，然较之《辞海》所概，“显然更能反映当代杂文发展的趋势和现有的研究成果”云云。据《杂文创作概论》附录古评邓著之文《努力超越原有的杂文理论》。
三三
刘成信言：“读者及读者的虔诚，便是杂文作家和杂文编辑心中的灯。”语见言者为漓江版《2004中国年度杂文》所撰“代序”，题作《心中的灯——2004年杂文创作掠影》。按：是年春，《杂文选刊》杂志社尝随刊发出“读者调查表”都四十万份。据称，是为有史以来关乎杂文相关调查其覆盖面之最广者。自回收表中，编辑获睹一常年订户附言称：“杂文是我们心中的灯！”观夫联翩回鸿，权借是语可概。
三四
牧惠殁于甲申年。刘成信言：“杂文大家牧惠的逝世，牵动了万千读者的神经，悼念他的文章、信函雪片似的飞到报刊编辑部。一位杂文家的仙逝引发一场情感激越，这只在1936年有过一次，那是人们对鲁迅先生的怀念和痛悼。六十多年前的一幕与今天的情景何其相似乃尔”云云。据刘成信《心中的灯——2004年杂文创作掠影》，乃代序《2004中国年度杂文》者。是书率由《杂文选刊》选编，刘信成、王芳、李君主编，广西漓江出版社二OO五年一月版。余叹：呜呼，凡人有终；诚哉，是灯不灭。
三五
杂文界素有匕首投枪之说。邓黔生言：自五四以降，“作为伟大旗手的鲁迅先生，后来把这种独特而锋利的武器磨砺得寒光闪闪，发展得尽善尽美。李大钊、瞿秋白、郭沫若、茅盾等等名家，都写过大量杂文，‘为民先驱’。杂文界后浪推前浪，青年中人才辈出，唐弢、徐懋庸、聂绀弩等是其中佼佼者。在短兵相接，扫荡群魔的激战中，革命的杂文家战功累累，‘留得匕首照汗青’，令人仰慕不已。”考南宋人杰文天祥殊有“留取丹心照汗青”句，邓引“留得”云云，显系化出者。然未详出乎邓氏自拟，抑或挦自今人谁何成句耶？待考。据邓黔生《建设杂文创作的第三梯队——致全国城乡青年的一封信》，原载一九八五年六月廿五日《杂文报》。
三六
一九六二年，《人民日报》为辟杂文专栏，其口号云：“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邓黔生会其前两句，乃指杂文“可褒可贬，有褒有贬，很符合辩证法”；以为“这个观点，仍然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创作杂文的指导方针”云。语见邓黔生《杂文褒贬辨》。公堪慧眼识金，余谓真言不刊。
三七
邓黔生论杂文标题，倡言“也应杂一点”，以臻于“特味”、“杂味”云云。有曰：“杂文的标题，既要准确、简洁、新颖，又要有杂文之特味。”曰：“杂文的标题也应杂一点，活一点，不拘一格，达到借一斑而窥全豹的效果。”曰：“杂文标题多种多样，总要有点杂味才好。”为证之，乃以鲁迅杂文为范，评曰：“鲁迅杂文的标题，无论是抗争或嘲讽、揭露或控诉，很多都兼有思想美与艺术美的辉光，令人过目难忘。有的寓庄于谐，妙趣横生，如《以脚报国》《论‘***的’》等；有的声东击西，正题反写，如《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知识即罪恶》等；有的正气凛然，一句千钧，如《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我们不再受骗了》等；有的含蓄曲折，用意深远，如《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孔夫子有胃病》等。”语见邓黔生《画龙点睛文更活——杂文结构之标题》。夫创设精妙，添魅题额。我辈庸常，能不向学？！
三八
徐铸成尝溯杂文渊源。彼谓：“其实，杂文是古已有之的。比如，《史记》中每一篇本纪、列传，最后都加一段‘太史公曰’，短短百余字，或歌颂，或贬抑，或寓贬于褒，或寓褒于贬，言简意远，倾向性极为分明，我认为这就是杂文的一体。”而于以次各史，则不之买账。有曰：“至于唐宋以后的各史，每篇也有一段文字，则近于结论，无论什么皇帝，都要颂扬几句，对于‘臣下’，则忠奸分明，没有什么余味，离杂文远了。”语出徐铸成《我看杂文——序〈杂文与杂文写作〉》，见载林帆《杂文与杂文写作》，系一九八五年福建人民出版社“新闻大学丛书”之一种。诚是也哉！非博识者无以厘其颠末、别其秀莠也。
三九
徐铸成定义杂文曰：“杂文近于随笔，是短文的一种，它的特点是‘杂’。可以说古，可以谈今。可以以今比古，也可以借古喻今。它可以用于报刊的短评，也可以作为简短的文艺评论。它不同于长篇大论，只能‘谈言微中’。”复况其杂文范式为：“要简洁，要隽永，要掌握分寸，要像名画家的短幅一样，使人耐看。”语见徐铸成序林帆《杂文与杂文写作》，题作《我看杂文》。夫一“杂”、一“短”、一“隽”，杂文定义，一家之言，不失具眼之论。
四O
据《文艺报》讯：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曾彦修因病不治，于二O一五年三月三日在京逝世，享年九十有六。考公笔名严秀，中共党员。一九四一年始发作品，一九五五年加入中国作协。著述略有《平生六记》《严秀杂文选》《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天堂往事略》《微觉此生未整人》《京沪竹枝词》，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等。呜呼！严公允称大家，殁则杂苑顿倾。
四一
二O一O年五月七日《文艺报》“读者评论”专栏刊发湖北王艳春投书，题作《王小波杂文过度引用罗素》，径称《王小波杂文随笔集》近六百码，累文百四十篇。通览之下，发现一严重“技术性”问题，乃过度征引：彼乞援最多者为洋邦之波特兰·罗素、杜拉斯、尤瑟纳尔及卡尔维诺。其中又以罗素为甚，庶几全书每隔一两篇，必拉“罗老师”来申阐一理。且夫动挦罗氏同一话语，曰“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源泉”；曰“人人理应生而平等，但知识的不同又不可能让他们真正平等”云云。读者奇怪：作家王小波向以思维之不拘、灵魂之自由独立鸣世者，何以唯洋是瞻，不厌其烦，或疑似患上强迫症耶？！
四二
李孝纯评介朱铁志杂文新作，褒其优胜之一，曰：“‘文以明道’下的社会责任担当与时代精神的张扬，古人早就说过，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以行道。杂文创作的根本目的也是这些，离开了明道与行道，杂文创作便没有任何意义。”复谓：“杂文是时代风貌的反映，是时代的镜子，历史的影子。通过杂文，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个时代文明精神的内核与外貌，进而发现这个社会的样本，因此杂文也在无意间为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史料。朱铁志的这本文集也一样，为后人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材料。”链接：朱铁志杂文集《沉入人海》，系彼主编之“四方风杂文丛书”之一种，为商务印书馆二O一二年四月版。按：杂文殆等史乘，斯论略具史识。
四三
柳萌论及中国杂文乃自鲁迅始，盖彼氏创造了杂文为“匕首”、为“投枪”之战斗传统。复谓：“杂文家也很倒霉。那是因为杂文家太‘惹祸’，原因还不在他的写法上，也不在他有多少学问，关键是在他的思想。所以，一个杂文家主要是思想，然后就是太有良心和太有责任感，杂文家的可贵和倒霉都是同一个原因。”语见二O一二年九月五日《文艺报》，署名记者余义林《学国学 承精粹 向未来——杂文集〈张建云：写给孔子的信〉作品研讨会综述》。柳公谠言，直抵杂家问题内核，允称的诂。
四四
柳萌言：“杂文家写杂文有两种，一种是直去直来——我比较佩服这一类的杂文。另一种就是掉书袋，掉来掉去把自己掉进去了。”据《杂文集〈张建云说：写给孔子的信〉作品研讨会综述》，见载二O一二年九月五日《文艺报》。柳氏所概良是。然杂文亦是随喜之什，乐山乐水，青眼白眼，各适所适耳。
四五
李孝纯言：“杂文作为一种具有内在特有的精神气质的作品，是作者的文明、文化、文学等综合知识经过汇聚发酵而酿成的醇酒，又好比腹有诗书的谦谦君子，举手抬首之间的文雅，是长期积累修炼而成的。”语见言者《鹤鸣于天 声闻九皋——读朱铁志新作〈沉入人海〉》，原载二O一二年七月廿三日《文艺报》。余按：醇酒之喻，甚是精切；至若君子之喻，适成前喻佳俦。或曰：文化决定动作。此论或与之近欤？
四六
偶检二O一O年十
四七
朱铁志言：徐怀谦与己同出北大之门，己习哲学，谦学中文。后者一九八九年大学毕业后，司职《人民日报》文艺部。编务乘暇，不辍结撰，俱与杂文相涉。所梓杂文随笔，饶有《拍案不再惊奇》《生命深处的文字》《智慧的星空——与思想者对话录》《此心安处》《酷的脸》。讵料谦患抑郁症而自戕。铁志哭之云：“我知道，徐怀谦是真的走了！
四八
顾农櫽括鲁迅思想别具只眼。彼曰：“鲁迅与一般的思想家特别是西方思想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始终不曾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思想，更没有写过什么理论专著，而只是随意加以发挥，或在若干文学作品中有所流露。这其实正是传统的中国特色。”乃首拈孔子及其《论语》，继之以老庄之于《道德经》并《庄子》之属。鲁迅则自况真哲学在《野草》中。夫顾农翩其反而，认定鲁迅思想隐现于其杂文及小说中；犹且举述《坟》集《文化偏至论》之“立人”观，复示《华盖集》之《忽然想到》所凸“当务之急”有三，即：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综之，鲁迅思想要旨，蔽之曰：为劳苦大众争平等，为知识分子争自由。果如是，则发展有望、立人有望矣。据顾农《鲁迅谈“当务之急”三条》，载二O一二年八月廿九日《文艺报·新作品》。
四九
郜元宝尝论周氏兄弟杂文之异同。其同有二。曰概念之同：鲁迅确立“杂文”之名虽在周作人之前，且夫概念各表，然立意相若，兹不赘。“另外，和周作人一样，鲁迅在现代白话文意义上使用‘杂文’这一概念，最先也是借自中国文学传统固有的杂文概念而加以变通和发挥，强调‘古已有之’，显示了其文章取径向着传统的某种回归。”又曰内容之同：“鲁迅的‘国民性批判’（1926年）和周作人的‘思想革命’（1919年），是他们杂文的问题意识（即思想）的最大共同点。”勘其相异处则有四，异一曰：“诗与真的分野：鲁迅是诗人气质的爱真实的作家，周作人是严谨的学者气质的同样爱真实的作家。一是诗人之真，一是学者之真。”异二曰：“智与情的偏重：周作人说他基本属于‘爱智者’，鲁迅则提出六个‘敢’（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一偏于智，一偏于情。或者说，鲁迅是‘主情的文学’，周作人则是‘主智的文学’。”异三曰：“‘口语本位’与文言因素：鲁迅的‘文’充分吸收了口语精神，文言因素融化在作为本位的口语中，并不费解；周作人的口语却有不加消化的文言的硬块，更显晦涩。”异四曰：“腔调与反腔调：如果说，鲁迅是为了充分表达感情而刻意追求文章的声调之美，周作人则是为了思想的明晰而刻意放弃乃至回避文章的声调之美。”语见《南方文坛》二O一年第一期，转见二O一O年二月八日《文艺报》。
五O
凌鼎年，小小说作家，所创綦丰。李建军言：“凌鼎年的小小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而是一种杂文体小说。小说中有他对文化层面、人文道德、人文困境的思考，通过完整的小说形式，对整个现实社会有着独到、深刻的了解、认识以及观点，这是杂文小说家的特点。”犹谓：“由于具有鞭辟入里的杂文精神，所以他的小小说被多次收入《杂文选刊》。”语见李建军《短而又好的杂文体小说》，载二O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文艺报》之“重点扶持作品评论”专版。余喜其作家、论家关乎“杂文体小说”命名之独标一格，故而采录。
五一
吕文源《杂文及其写作》尝论“杂文味儿”。有曰：“杂文要有杂文味儿。所谓杂文味儿，就是评论性和文艺性巧妙结合之后所产生出来的为其他文章体裁所不具备的一种味儿。有了这种味儿，才算是杂文；这种味儿越浓，杂文的质量也就越高。”据吕文源、李国英、张子臣、贾华峰编著之《写作范文丛书·杂文卷》，长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八月版。所云“杂文味儿”，或自吾国传统诗论之“诗味”发散而来。虽然，仍可目为杂文美学之重要概念。惜乎未克透彻，待研耳。
五二
论及鲁迅杂文之艺术性，或有鲁研指其具有“典型性”云云。顾农论家则谓：“鲁迅本人从来不曾说过什么‘典型’，倒是提到过‘类型’，他说自己的杂文‘砭锢弊常取类型’（《伪自由书·前记》）。类型更着重于它的代表性或曰共性，个性则忽略不计，杂文不是纯文学。”遂拈鲁文所取类型，如“叭儿狗”之属，申阐有云：“这样的写作路径贯彻了鲁迅杂文的始终，他后期的杂文仍然不与某一具体的个人厮杀，而着眼于社会上的某些类型，所以即使是指名道姓的较量，着眼点仍不在其个人。”复又举述鲁文所取类型，如“二丒”、“文化遗少”者流以足之。据顾农《鲁迅杂文中的“类型”》，载二O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文艺报》。夫鲁迅杂文但取类型，题旨所关非小；其于后世杂文结撰，借镜意义尤巨。
五三
查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鲁迅日记》云：鲁迅应日本友人山县初男索小说并题诗，乃有斯作，曰：“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宋振庭考评：“依我看，这可以算作对古今的杂文和杂文作者一篇极好的公祭文，谈到杂文时，真是到了‘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的地步。”盖宋氏曾因杂文沽祸系狱。逢此遭际，方才感悟“这四句诗才显出了它落地铮铮有声的力量”也哉。据宋振庭《为杂文写的陈情表》，原载一九八三年六月廿三日《解放日报》，转见林帆《杂文与杂文写作》。
五四
孙伏园，有民国“副刊大王”之目。初，孙出鲁迅门墙。适一九一一年绍兴光复，鲁自东瀛归，受命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亦即校长。伏园时年十七，经应试，入读斯堂，初为鲁迅学生。师勉生曰：“如果不会写作，可以先翻译一点外国的作品；如果不会写纯文艺的东西，可以先写一点小品文杂记之类。”孙谨受教。一次，伏园作文一，旨在祝贺孙中山领导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鲁师阅过，大为赞赏，搦管批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据路军《鲁迅与孙伏园：名联蕴含师生情》，备载湖北《新周报》二O一二年第四十四期，总第三O三期。余按：即兴之批，顿成名言；杂文义谛，八字凸显。
五五
林帆著《杂文与杂文写作》第二章《杂文的“性格”和“命运”》第三节《杂文并非命该苦》，有云：“现在看来，所谓杂文命苦者，似是体现于生不逢辰。杂文是一种‘知人论世’的议论文体。它的功力不靠耳提面命，正面说理，而是在点子新鲜，尖锐泼辣，涉笔成趣，下笔有神，就是前面所说的，使议论和文艺的两种因素有机地揉合起来，从议论风生中论世知人；甚至攻其一点就入木三分，触一人一事而疼了一群。”遂援例秦牧《鬣狗的风格》，称之颇类曩年鲁迅塑写阿Q所由发挥立此存照之效。复谓：秦文“鞭辟入里，至少有一小撮人读后如芒刺背。正因如此，自难免咬牙格格声犹在，只是秦文在同仇敌忾正此其时拿出来，又是出自大手笔，才没有人敢吱声耳！”夫林氏论列，旨在辨证：虽云杂文味既辣，命多舛，然并非命该苦。唯其“正此其时”，犹复扛鼎之什，方可行此运、奏其效耳。
五六
林帆《杂文与杂文写作》每章例有正论及“附录和评介”。是著首章勾勒“杂文和杂文的沿革”，其“附录二”，殊以宋人苏轼《日喻》为范。该“评介”云：“其实‘杂文’也不是现有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日喻》则古已有之之范例。林称“道”乃古代哲学之基本概念。先贤论之，非自学理入手，而藉“生动具体，又富有教育意义的寓言故事生发，深入浅出地阐明”斯意厥旨。论家绾云：“这种内容与技巧并进的写作方法，正体现了我们今天杂文写作的一个基本要求：在表述上是外向的，在题旨上是内向的。”余谓：“外向”发散与“内向”集约相交际，顿生诗学张力，益助深永味之。人云杂文特质乃诗与政论之结合，林言适系通灵之论也。
五七
何谓杂文？林帆论家挪移《辞海》杂文条目而诠之，指其乃“文学体裁之一，散文的一种。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的文艺性论文。以短小、活泼、锋利、隽永为特点，是一种战斗的文体。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有关社会生活，文化动态，以及政治事变的杂感、杂谈、杂论、随笔都可归入这一类。中国自战国时代以来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就多有这一类的文章。‘五四’以后，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为了战斗的需要，对于有害的事物，揭微显隐，痛下针砭，广泛地运用了杂文。它们有如匕首、投枪刺向敌人，对艰苦的革命斗争表现了坚强的战斗力；在艺术上，感情饱满，形象鲜明，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形成了杂文的新传统和新风格。建国以后，革命作家的杂文继承了战斗杂文的传统，对有害的事物迅即给以讽刺或抨击，对新生的进步的事物给以热情支持和歌颂，成为新型的文艺性政论”云。论家援而绾云：“一言以蔽之，杂文的特点在于‘杂’。即以‘杂’的内容和形式发议论，使表达上的外向（旁征博引）和题旨上的内向（蕴借含蓄）浑然一体。”余按：林氏之于典则，隐括适切，条陈简赅，故而釆录。
五八
林帆言：“写杂文容易授人以柄，主要是因为它内蕴的浓度大，可供联想的余地也宽；而有些以打棍子为己任的人又喜欢通过附会的联想来抓人的把柄”云云。林氏坦言之顷，适值反思之秋。言此多于时政层面叩之。倘自美学视角目之，林论所谓“内蕴”、“联想”适与空筐艺术结构相切，即但凡真正艺品，读者可从中不断提取或赋予。此则正是诗学题中之义耳。
五九
林帆由诗味引申至杂文味。盖诗味乃吾国传统诗学之重要概念。唐诗《伴姑吟》：“十六作伴姑，含情语邻母；今年新嫁娘，问年才十五。”从旁自侧道出少女情怀，余韵无穷，殊堪回味；倘直白倾出，将味同嚼蜡。林言：“这个道理，对写杂文也不无启发。杂文，也应该有自己的味。没有杂文味的杂文，不成其为杂文，至少不是一篇好杂文。”语见林帆《杂文与杂文写作》第三章《杂文的味》。方家聚讼杂文味儿，所论虽远迩深浅，然所见略同。
六O
“杂文诗”例证获一见。鲁迅《而已集》卷首之《题辞》即是，诗曰：“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林帆论家激赏有云：“如果说耐读的散文诗好在自然优美，那么，这则‘杂文诗’就妙在犀利得体，三言两语揭露出国民党的文网深严，以及那些御用文人的凶相，味道的确很浓。它没有那种锣鼓喧天的架势，只不过以内容深刻，感情深沉取胜；又情见乎词地把作者汇编这个时期的杂文的心情平易近人地表达出来，因而使人信服，也感到舒服。信服又舒服，就味在其中了。那‘而已’而已，弦外有音，象外见旨，潜台词这样丰富，一如品尝了一杯清茗。当然，有物可品才有味，白开水是不可能靠变戏法而成为龙井茶的。”语见林帆《杂文与杂文写作》第三章《杂文的味》。由兹观来，但凡堪称“杂文诗”者，必有味。较之一般诗，其味有二：首在杂文味，再者有诗味。恕阙一不可耳。
六一
王中言：彼据体验，感到杂文在写作上可注意者至少有三，或曰三要素。首要有“刺”。盖批评即刺也。其次要有点文釆，或曰艺术。谓生吞活剝地塞上些典故、古诗断不可取。有曰：“文釆总离不开思想的深邃、明澈和活跃。”再云：“话少意思多，使人感到越想越有回味。”语见王中《杂文的三要素》，原载一九八三年五月廿二日《解放日报》。距此十日前，公于该报所办杂文座谈会上之发言摘要，转见林帆《杂文与杂文写作》第二章《杂文的“性格”和“命运”》附录一。
六二
鲁迅尝谓：“杂文速朽。”林帆辨析：鲁言“不是指文章本身的价值，而是指它与形势结合较紧；一失时效，便时过境迁，变成马后之炮”。论家殊以鲁文相佐。夫有感于日本军阀策动了“九一八”事变，是年九、十月间，各地爱国学生风从云聚，两度赴宁，请愿要求，出兵抗日。国民政府且开空头支票，且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授权镇压学运；犹复诬指学生运动会使“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云云。鲁迅获睹此则电文是在
六三
林帆言：“因为杂文是迂回作战的，只要思想敏锐，不那么一板一眼，旧事完全可以翻新，老生能使常谈添新意。所谓旁敲侧击，不着痕迹，就是巧手做文章。”论家援例足之，进而逆挽：“所以说新巧新巧，角度新颖，就能讨巧。”语见林帆《杂文与杂文写作》第三章《杂文的味》第三节《时新才有味》云。
六四
邓拓经验有谓：“写杂文要有所见，有所闻，有所感；关键是有所感，没有所感，就成了单纯的记录。”因诫人：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老生常谈，更不要放空炮。杂文味之浓与淡，关键在于真正做到有真情而发实感。上溯远绍，相与凑泊之论，鲁迅早已有之，查彼《自由谈·题记》尝云：“这些短评（指他自己的杂文），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激。”审先生之所强调者，洵无外乎有感而发焉。林帆据以发覆：“有真情实感就有情味”；“种种不同的‘感’，形成种种不同的‘味’。”要之，“深刻才能隽永。”语见林帆《杂文与杂文写作》第三章《杂文的味》第二节《关键在有感而发》。余按：先贤心得，虽云常语，实则杂苑圣经，吾辈当铭右毋忽。
六五
林帆论杂文味首重攻与巧。有曰：“杂文有味，因为它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是一种犀利、明快的战斗号角。它的味，正体现在议论的艺术上，或者说，体现在文艺性和议论结合得巧这点上。‘巧’，就是出奇制胜，旁敲侧击，使人在不知不觉之中领会到‘要言妙道’，而且又能发人深思，可堪回味。”语见林帆《杂文与杂文写作》第三章《杂文的味》第一节《味在其中》云。余感言：杂文须议论，因“杂文的实质是议论”（林帆语）；杂文复姓文，缘其又属文学一族。夫既议论，当须直陈。然但取攻势，必直白无味；但使巧劲，当纠结无力。唯既攻亦巧，或可致胜。盖其胜在艺术辩证法者也。
六六
林帆言及杂文味之所在，有曰：“杂文的实质是议论，可是它又属于文学作品。——说理而带文学味，不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而靠形象的魅力取胜，从而引起读者共鸣，甚至可以叫人拍案叫绝，这就是味之所在。”论家综上挽云：“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相辅相成，在杂文中体现得最突出。”论证间，且援鲁迅杂文《夏三虫》以证之，俾所质益彰。据林帆《杂文与杂文写作》第三章《杂文的味》第一节《味在其中》。
六七
或曰杂文时新才有味。鲁迅以为杂文“格局虽小”，“却有时代眉目”。林帆援鲁以证谛云：“缺乏时代感，至少可以说，没有时新性，总归要失色。道理很简单，姑娘们爱着新装，往往是合身的时装。时髦就是新鲜，新鲜才有味道。”语见林帆《杂文与杂文写作》第三章《杂文的味》第三节《时新才有味》。诚哉斯言，堪入典则。
六八
何满子论述杂文之用古，有谓：“杂文是批判的艺术，思辨的艺术。在进行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时，不仅要针对时弊，也必须掲示史弊，用鲁迅的话叫做‘刨祖坟’。当代社会中许多蹊跷事都潜含着往古的渊源，现代人身上附着古人的阴魂，诊断新症候必须探寻老病灶；因此观照古今常能把批判对象剖析得更深入，论辩更具穿透力，使对象物无遁形。再者，从美学的一面说，用古利于唤起读者的美感记忆，中国文学的一个美学传统是大量地使用典故，其作用就在于通过用典使读者重温在典实中曾体味过的美感体验。这种记忆中的美感体验的触发，往往三言两语乃至一词一句，就能将一个意象生动地呈示给读者，和现实沟通而取得特殊的审美效果。”夫论家既拓广角，复演专论：“杂文里的援用古人古事古谈，看似与历来文人的用典是两路，但细究之，其以古喻今，沟通历史与现实而获致特定的审美效果的美学机制相同。此外，用古能使论辩增加姿采，不致枯窘”云云。语见何满子《从〈乱翻书〉谈杂文的用古》。链接：《乱翻书》系陈四益杂文专集。审公论剀切，诚具眼之论。
六九
《乱翻书》，杂文与讽刺小品集，学林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何满子披而说之，撰文《从〈乱翻书〉谈杂文的用古》云：“《乱翻书》里的大多数文字也援引古书古事，以用古来增强其论辩的力度。陈四益书读得不少，但他绝不炫学，用的都是蓄积于胸既久，与世情关合而本人确有会心的材料。也就是说，用的古都已是为他占为己有，化为血肉，在抒发感慨时自然外溢出来的材料，这就使他的论辩既不枯窘干瘪，谈笑风生而又自然畅达，用古而不露故意做作的牵强之迹。”遂援陈文《关于儒商与儒商文学》《读书真不易》以证之。三味考语，余颇赏何言“自然外溢”说。盖其一如经年陈酿，窖藏既久，一旦溢夺，其芳烈可想。何论见载其著《谈虎不色变》云尔。
七O
绿原言：“英国人每年要读莎士比亚，中国人每年要读鲁迅。”言者，七月派诗人兼翻译家。既谙鲁学，亦娴西文，其比譬之说，料非信口之谓。綠原语转见何满子之《鲁迅拒绝造神》云。
七一
何满子颇揭杂文文体意识，殊饶坐实之辞。有曰：“杂文作为一种美文文体，是本世纪新文学兴起后的新创，首先是其奠基人杂文大师鲁迅的业绩。当然，任何新创的文体都有其传统的渊源，人类文化上的创造，赤手空拳凭空建立的事情是没有的。人们可以认为，唐宋人的某些散文如韩柳的《杂说》《三戒》，皮陆的某些讽世短文，欧苏的某些史评和时评，明人小品中讥刺世情的小品，都是现代杂文的先河；甚至远溯到战国策士喻时政的短策和诸子中设事喻理的某些片断，都可视为杂文的滥觞。但无论怎么说，历史上的这些近乎‘杂文’的篇什，都是偶尔无意为之，或寄附于其他文体，未曾从一般的抒情、叙事或议论性的散文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公认的、自具格局的固定的文体，即作者是有意地为写‘杂文’而写杂文的。这后一点很重要。”语见何满子《论杂文三题——〈十月文艺出版社50年杂文精选〉导论》。观其言，论家显系腹笥之士。所言要点，实则直探杂文之文体意识。彼氏所运，既为加法，盖鲁迅以远，杂文渊源有自；复为减法，毕竟着意为之，当自鲁迅之伦始。
七二
曾彦修言：“国家兴，杂文兴；国家乱，杂文亡。”语见《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杂文集·导言》，转见何满子《论杂文三题——〈十月文艺出版社50年杂文精选〉导论》。曾彦修，笔名严秀。
七三
何满子言：杂文在其实践史中，体现了共通之美学机制，综览鲁迅以还之杂文现象，概其旨要有四。审诸胪列于首者，乃：“杂文艺术之所以为广大读者所欢迎，所共鸣，首先因为它出生的条件，它是与中国人民的地位、处境和命运一致的‘奴隶的语言’，即‘敢怒而不敢言’之言。这既是杂文的战斗内容的本质，也是杂文美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美学的和历史的统一’这一基本艺术规律在杂文这一文体中的体现。”复谓：“杂文的功用就是使愤怒和敌忾情绪净化而达到舒解愤懑的心理平衡。这应该是杂文艺术最根本的美学机制。”语见何满子《论杂文三题——〈十月文艺出版社50年杂文精选〉导论》。夫辣手论杂，直切要诣；机制之揭，深中肯綮。
七四
何满子与邵燕祥是为杂苑友人。何谓：“哪怕我多忙、多懒、多不耐烦，燕祥的文章我不大放过。一则如对故人倾诉，听听他又在发什么议论了；二则他的议论常能提供我一点话茬，漂亮点说叫做灵感，让我好顺势推演其意或同他对着干而诌出一篇短文来。”语见何满子《踵邵燕祥辨“我们”》，载何著《谈虎色不变》云然。余摭拾此等细行，一则可窥杂家间私交潜谊；再则可证文人们食物链之样态。
七五
何满子况其有专栏文字之撰期最长者。有曰：“从1992年起，应《漫画世界》半月刋之邀，每期作小杂感《拟〈无花的蔷薇〉》一篇，每篇五则，迤迤逦逦地写到1997年，改为隔期一篇，算是我写得寿命最长的专栏文字了。这类短札称不上匕首或投枪，只是揭示点世相，也不甚讨人喜欢。1998年写完就决定关张大吉”云云。作者裒集《读虎色不变》之顷，收录了前述末岁之文，并作题前小序云尔。公所著《拟〈无花的蔷薇〉》之“无花的蔷薇”，揆其乃《漫画世界》之一专栏；“拟”则何札之谓。惜乎该刊余未之寓目也。
七六
何满子尝述《村老委谈》之起迄。有曰：“《上海滩》杂志自1995年起，设《沪读三家村》一栏，主编吴云溥邀虞丹、拾风和我按期作时评性或发发空论的短作。1996年，拾风溘逝，本来就想趁机开溜，吴云溥又拉了邓伟志入彀。今年，吴云溥又猝然弃世，就更提不起劲，这一栏于是于今年结束。去年编文集时，剽窃明人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之名，以《村老委谈》为这组文字之题，现仍其旧”云云。奈金风白露收煞，叹杂苑老圃凋零。一声何满子，双泪谁眼中。公之制题颜额，倘非厚于腹笥，料亦有笔难逮也。
七七
明代东林党首领顾成宪有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林帆论家以为是联可作“杂文作者的座右铭”。盖唯“声声入耳”及“事事关心”，方能真正臻于“要言妙道”。而于二者，又复相互联系、相辅相成者。论家继而援鲁有谓：“鲁迅先生就两者的关系有过一个深刻的概括，值得我们很好体会。”鲁言：“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此论甚切。言者气局峻远，处卑而崇。未详出处，转见林帆《杂文与杂文写作》第四章《杂文的点子和生发》第一节《细处见精神》云。
七八
何满子延誉黄裳，丈多所历练，晚近之作“更为风骨峥嵘，更为直捷明快，论辩之文更有所谓‘内出血’效应”云云。语见何满子《〈黄裳文集〉鼓吹》。何称“‘内出血’效应”，甚新。余按：此论或为鞭辟入里、沉稳剀切之指。
七九
杂文用古，至关重要；典范谁何？首推鲁迅。何满子曰：“鲁迅是不可企及的典范，他太懂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的事情了，他的融通古今，拈史事论辩时弊，指挥裕如，进入化境，大大增加了杂文的厚度和批判深度，这点是无须赘论。后起者虽不能至，向往之余，勉力效法总是应该的。那就是，倘要用古，就要先多读勤读，厚积而薄发，这才稍有把握，留有余刃。”语见何文《从〈乱翻书〉谈杂文的用古》。夫效鲁之要，不言而喻；效法之途，舍读莫办。
八O
何满子编文集时，“书名老是取不好，踌躇多时。最后以1997年谐音命名曰《鸠棲集》应付过去。”有敏者收读是书，即会其谐，报书侃道：“那末1998年的文集该取名为‘酒吧集’了。”何赏此名确乎别致：一则颇够市场味；再则己亦迹近准酒徒。况复何女笑称该名有“卖点”，或可荣登畅销书榜。遂竭力怂恿，而未之允行。盖满子自少与友订交有约：不媚庸众，意怫畅销。有曰：“但我还是喜欢《酒吧集》这个颇为别致的名字，故而将它用为本书第一辑的题目”云云。事据何满子《谈虎色不变》之《前记》云尔。余按：杂文家所酿杂文味，不惟正文，且夫随处弥散矣。
八一
林帆论及杂文写作“点子要巧”。又复稍析云：“所谓巧点子，通俗点说，不过是可资生发的角度罢了。”犹且援以摄影讲究角度选择相比譬。继则申阐：“杂文不会是一幅鸟瞰图，它需要从一点生发，在旁征博引、谈笑风生中化开、聚拢，那就更加要讲究由头，想个便捷、易成、取巧的点子。”检鲁迅《三闲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有言：“只顷刻间，而仍可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用数顷刻，遂知种种作风，种种作者，种种所写的人和物和事状。”论家视此“便是由头所在。而要以一斑知全豹，以一目传精神，必然要求我们短兵相接，没有一个巧点子是很难入手的”。据林帆《杂文与杂文写作》第四章《杂文的点子和生发》第二节《点子要巧》云。余问：灵光乃至刁钻，庶几近乎？
八二
或曰：巧点子亦“鬼点子”。林帆谓：“写杂文的朋友常常宣扬写文章不宜太‘老实’，甚至可以‘狡猾狡猾的’！所以人们都认为写杂文的朋友脑子里尽出‘鬼’点子。当然，这不是贬义：所谓‘鬼’者，不过是俏皮一点，弄点窍门就是了。为了更好地论世知人，我们应该欢迎这种出奇制胜的‘鬼’点子。道理很简单，人情物理，千姿百态，错综杂出：如果不随物曲屈，设色引喻，就无以宣心写妙，曲尽其情，从而感发读者。”林氏况其“文革”前尝读过一杂文，以至事隔多年，“至今记忆犹新”。是文题作《对，牛弹琴！》，允称针对性甚强之议论。缘起彼时：大批文艺工作者以实际行动解决“为什么人”之问题，纷纷深入基层为工农兵演出。然不乏人在乡下，而所奉拿手好戏未能为众所赏而苦恼，以为所为乃“对牛弹琴”，恨无知音赏。论曰：“杂文作者分析了这种思想，把这说法接过来，改为‘对，牛弹琴’！大意说，对了，我们必须像牛一样为工农兵服务，为工农兵弹琴。我们的‘琴’之所以不受欢迎，正因为还没有做到为鲁迅所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那样的牛，如果能进一步想贫下中农所思，多演奏贫下中农喜闻乐见的节目，‘牛’做到家了，‘琴’也就会受欢迎了。”游刃至此，论家奏刀而剖曰：“文章利用了‘对牛弹琴’这四个字的巧合，改变其结构而转成新意，因势利导地抓到一个出奇制胜的点子，实在巧极了。”犹复金针度人云：“我以为这种办法确是不失为写杂文的一条容易讨好而又便捷有效的门道”。当然，必以臻达自然、真切之境为限。
八三
杂文重生发。或曰：“生发是为了使杂文的议论生动而形象化。”何谓生发？林帆论家称辞书无此条。姑自诠云：“生发者，顾名思义，滋生萌发之谓。换句话说，即从旁生枝，发挥一得之见，把所见、所闻通过议论风生抒发自己之所感。”复谓：“我以为，生发干脆可以称做一种点化之术；点而化之，笔下生花。”复举某杂文作者夫子自道云：“说一篇好杂文是一件艺术品，它有刺，有枝叶，当然也有花……不过千把字，其中似有‘闲文’，但‘闲文不闲’。‘闲文’曲曲折折，层层叠叠，絮絮叨叨，像个‘弯弯绕’，有时却是主题所在，精华所在。”论家称赏“这不失为对‘生发’的形象化的解释”。据林帆《杂文和杂文写作》第四章《杂文的点子与生发》第三节《生发要妙》云。
八四
丁一岚，邓拓之妻。彼氏述忆：继一九六一年邓应《北京晚报》邀，开设专栏于副刊《五色土》内，名曰《燕山夜话》；时间起迄为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至翌年八月，共刊文百五十余篇。复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又设专栏《三家村札记》于《前线》杂志。时维一九六一年九月。有谓：“这些杂文旗帜鲜明、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炼、妙趣横生、富有寓意，博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支持。全国许多报刊、杂志效仿这一做法，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苑增添了生气。”例云：山东《大众日报》于第三版右上方辟有《历下漫话》；又如《云南日报》于第三版右上方创设《滇云漫谭》，如是种种。据丁一岚《不单是为了纪念——写在〈燕山夜话〉再版的时候》；又据马南邨《燕山夜话（五集）》之《奉告读者》，备载马南邨著《燕山夜话》，北京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按：马南邨，邓拓笔名。作者时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及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等职。
八五
马南邨写作颇重读者观。有曰：“《燕山夜话》的篇幅有限，而且从它一开始同读者见面的时候起，我便决心叫它在这一块小园地中生活，不许它多占篇幅，不许它浪费大家的时间和精力。那末，遇到复杂的问题怎么办呢？我的办法是分做几篇来写。”如公尝撰《谁最早发现美洲》，继发《“扶桑”小考》及《由慧深的国籍说起》，由兹增盛学界兴趣并旌动争鸣。邓表还将再撰若干以足之。据《燕山夜话》（二集）之《卷前寄语》云。
八六
马南邨况其写作宗旨：“总之，有东西就写，东西多就多写，少则少写，没有就不写，这是我要信守不渝的宗旨。”时维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日。据马南邨《燕山夜话》（二集）之《卷前寄语》。迹近大白话，径造上乘境。
八七
马南邨尝自揭杂文结撰之秘。有曰：“我常常想到、看到、听到一些东西，觉得有了问题，随时就产生一个题目；每一个题目有关的材料和观点，只能利用工作之余的一点时间，就自己现有的水平，有什么写什么；写的时候，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思维过程，用文字表达出来。”作家自我评估云：“这个写法，似乎对自己的写作比较方便，而读者在阅读的时候，随着这个思维过程，好像也更容易体会问题的来龙去脉。”语见马南邨《燕山夜话》（三集）之《作者的话》。时维“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从中未见作者匠心为之之迹，以手写口，不稍别扭。与己便，亦与人便。
八八
毛泽东于早期革命活动中，尝饶多杂文之什，且允称情理相融。据考：自《湘江评论》至（湖南）《大公报》，发覆其载，已获见润之杂文都四十五篇。据邓黔生《新杂文的时代精神和审美意识》，原载《杂文界》一九九二年第四期，荣获“上乐杯杂文理论征文优秀奖，转见《标新立异谈——邓黔生诗文选》，武汉出版社二OO三年四月版。
八九
毛泽东之于杂文事业殊有情感。一九五七年，彼曾语于赵超构、笔名林放等人称：“我爱读杂文，假如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想做个杂文家，为《人民日报》写一点杂文。可惜，我现在没有这个自由。”稍顷，复谓：“杂文家难得，我要保护一些杂文家。”引自一九八一年五月三日《文汇报》载文《杂文之春》，转见邓黔生《新杂文的时代精神和审美意识》。
九O
毛泽东之于鲁迅及其杂文，曾予崇高之许。有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复谓：“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又曰：“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前引三语，分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夫毛之于鲁，其知也深，其评亦崇。
九一
邓黔生标举杂文之上品，有谓：“时代精神如果能有机融进杂文的审美价值之中，如果既能有表现出作者站在历史高峰审视现实潮头、生活趋向的胆识，又能有使读者在复杂而又多面的心理感受中荡气回肠的艺术，这样的杂文，自然是上品。”语见邓黔生《新杂文的时代精神和审美意识》，原载《杂文界》一九九二年第四期，曾获“上乐杯”杂文理论征文优秀奖。
九二
文坛名家多有倡言“杂家”者。曩岁一九六一年，《北京晚报》曾刊邓拓所撰《欢迎杂家》，读之多有赞赏者。十数年后，叶圣陶讲稿载诸《人民日报》，题作《要当杂家》，亦引广泛共鸣。嗣后复有邓黔生为杂家鼓呼，殊以《杂家·杂书·杂学》为题。彼引经据典云：“杂家这一家，历来多被轻视。有人讥之曰：‘杂学不成家’。《汉书·艺文志》最早作了评论：‘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比其所长也’。清代《四库全书总提要·子部总叙》说：‘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还认为‘群言岐出，不名一类’，不属于专门思想体系者，统称为杂家。杂家之书，谓之杂学。古人对于‘杂’字的口气，颇有点‘何足道哉’的味道。”邓氏钩沉于此，宕笔而论，以申杂家之颇不易，盖其应有非常广博之识见，由兹可“补历代文献之不足，纠官书正史之曲说”。遂历数吕不韦门下士之《吕氏春秋》、刘义庆之《世说新语》、段成式之《酉阳杂俎》、洪迈之《容斋随笔》、沈括之《梦溪笔谈》、顾炎武之《日知录》种种；即令煌煌如《四库全书》之堂堂总纂纪昀，亦有《阅微草堂笔记》胠箧问世。至若后之邓拓、吴晗、廖沫沙之《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亦能远绍前贤，启迩今伦焉。据《标新立异——邓黔生诗文选》。
九三
林放杂家自立写作宗旨：多谈些社会问题，宣传好社会主义。公藉杂文歌颂新生事物，犹复抨击不正之风。时在一九八二年，一共产党员临终遗嘱：愿将遗体捐予医院作解剖之用。林公遂以敏感之思，结撰杂文《死而不朽》，以彰其鞠躬尽瘁、死而不已之德行，洵立意高洁。其于改变旧观念、宣扬新风气，颇有示范之效。事见邓黔生《杂文根本是立意》。
九四
邓黔生描述好杂文之所由构成，有曰：“一篇好的杂文，是诗与政论的结合，既要有高度的逻辑说服力，也要有生动的形象感染力。”乃援俄哲别林斯基名言以证之，哲曰：“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复谓：“一个是证明，另一个是显示，可是他们都是说服，所不同的只是一个用逻辑结论，另一个用图画而已。”邓氏挽云：“杂文家把这两方面融为一体，成为独特的绝招。”语见邓黔生《杂文和思想评论的比较》云。
九五
邓黔生尝作杂文与思想评论之分析与比较，颇道其异同。考语首列其同：“都要讲求迅速反映现实中的问题，都要求有的放矢，都要求篇幅短小，都要求运用议论的方法。”又复陈其异：“在表现方式上，思想评论主要是摆事实，讲道理，主要靠的是逻辑思维，理论色彩浓些；而杂文常常是用文艺笔调来表现事物，即使议论、说理，也往往幽默、生动，主要靠的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有机地结合，文学色彩浓些。在内容取材上，思想评论比较讲求单一性，而杂文则要求‘杂’，要求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夫研判至此，论家辄倾杂家本色，幽尔一默道：“即使是孪生哥俩，他们的外貌可能相似，但个性决不可能完全一致。杂文和思想评论这一双胞胎，也有各自的个性，被表面现象迷惑，当然就叫不准他们的名字，分不清谁伯谁仲了。”语见邓黔生《杂文和思想评论的比较》。
九六
邓黔生说“杂文之味”，有曰：“杂文要有杂文味，就像其他文学各具特殊韵味一样。”复云：“杂文味，其实就是杂文审美价值的集中体现。”继则探寻：“那么，‘杂文味’在杂文中究竟是指什么呢？我认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幽默泼辣，理趣情趣兼有；二、纵横挥洒，笔墨不拘一格。”其一，乃示以二范：鲁迅发于一九一八年之《随感录三十五》，又唐弢刊于一九四六年之《〈周报〉休刊词》。其二，则示以双美：蓝翖之《文学三阶》，巴人之《况钟的笔》。至若次点，公言“闲笔”堪摘：“杂文需要灵活运用引人倾心的‘闲笔’，以增添生气和美感。‘闲笔’的提法，我国古代早有了。金圣叹又谓之妙笔，张竹坡说是难学之笔。可见，此等‘闲笔’决不是多余的话。它是文笔的跌宕，气氛的转换，情韵的机变，是使杂文立体化的一种艺术。”诚所谓“妙从小事寄慨，倍觉唱叹有神”；又所谓“幽默论人情，含笑谈真理”者焉。据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二日及十
九七
邓黔生论杂文语言艺术，申其特色有三。论曰：“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高尔基把语言称为文学的第一要素。”续云：“杂文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有机结合的短小、活泼、犀利的文学体裁。它也要讲求语言的艺术。杂文文体的两重性，决定了它的语言必须是逻辑性与形象性的和谐统一。杂文的‘杂’而有‘文’，融进其他文体语言之长，形成自己语言的特色，主要有三个方面：精炼有力含哲理；生动泼辣富形象；庄谐并呈多妙趣。”因举鲁迅《空谈》《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中隽语，例其一；复举吴约农《美丽的中国女子排球队》，例其二；犹举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文学和出汗》并邵燕祥《有甚于画眉者》，例其三。临了束之云：“杂文的语言可雅可俗，可浓可淡，老调新腔，灵活运用，颇能显出杂而有文的特色。”犹标其优者云：“优秀杂文的语言，求气势、显文采、出警语，这固然有赖于对思想内容的采掘，但也离不开对各种句式的错综运用。长句、短句、对偶句、排比句、设问、反问……源源从笔下涌出，使文章腾挪跌宕、波澜起伏，不仅可阅，而且可诵。杂文作者能达到这地步，语言艺术不算‘超一流’，也算‘九段’、‘八段’了。”论讫，作者特荐鲁文《忽然想到（五至六）》之卒章，以参杂文语言之妙，以蔽斯论所倡之旨。链接：邓黔生文原载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及一九八八年四月廿二日《杂文报》；一九九一年渝版《杂文创作论》再选收；一九九一年晋版《中国杂文鉴赏辞典》之《杂文家论杂文》专辑备载之。
九八
抗战间，周作人认贼作父，为国人所不齿，坊间流语云：“周作人不‘作人’。”可谓微型杂感，只语鸣箭。盖彼时国人爱憎分明，毫不含糊，远较今人严正。审夫目下文化界某某“知识分子”竟为之鸣不平，甚至篡改史实、溢美汉奸而贬损鲁迅。案：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冦悍然侵华。北平沦陷之前，胡适、梁实秋等众多文化名人匆匆撤离以图存。周作人却安然不动，耽于诗书。洎乎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值日伪政府成立未久，周作人应邀，欣然出席了“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后又出任日伪华北教育部署督办。至此，该周已然彻底叛国、认敌为友矣。据邓黔生《晚节不终周作人》。
九九
杂文史上尝有鲁文瞿评之学案。据载：“在三十年代的历史条件下，瞿秋白对鲁迅杂文功绩的评定是达到了当时高峰的；但他把杂文划归论文范畴，并说‘这不能够代替创作’，则是不准确的。长期以来，不少编辑沿用此说，把‘小评论’和‘思想杂谈’等议论文与杂文‘合营’，成了‘大集体’。不少作者也拣省力气的招儿学，随大流写出干巴枯燥的‘社会论文’，败坏了杂文读者的胃口。”语见邓黔生《诗情哲理融成文——读石飞的〈夜垦集〉》。邓检瞿失，谓之炯然有识；合而营之，允称精洽有味。
一OO
邓黔生之于杂文术语有创格。有曰：“杂文中应该有议论性，这是合理的，但杂文中裸示议论性却是不合适的。当今不少杂文作者最爱以议论专家的面孔吓唬读者，使人敬而远之，实在是失策。”既指失策，藉何以挽？论家晓喻云：“假如能融议论性于描述之中，有如盐之溶于水，不见其形却可品其味，能达到这种无技巧的技艺，就是最高的技巧。”其中“裸示议论性”，率以“裸示”饰词冠予“议论性”，既称消极修辞，亦属无情揭橥，当令杂文失策者蒙羞。所言鲜经人道，特加识拔。
二O一五年七月至十月撰于
武昌洪山—桂子山
（作者系湖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湖北杂文》执行主编）
本文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