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杨东鲁会长的精神感召下，才重新回归杂文创作队伍的。中途搁笔多年，已经落伍了，应该向大家学习才是。近年来写了百十来篇杂文，谈不上什么经验理论，只能向大家汇报一点自己的学习和写作体会，共同交流切磋。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我认为要写好一篇杂文，最基本的环节是要把握四“性”，即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和知识性。
一、思想性
杂文都要阐发作者的思想观点，阐发什么样的思想观点很值得探讨。鲁迅先生是现代杂文界的鼻祖和先驱，我们评价他的第一个头衔就是“伟大的思想家”。“思想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要想到他人尚未想到之处，看到他人尚未注意之处。杂文作者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独特视角。各人的独到见解、独特视角汇聚起来方能体现杂文的“杂”，设若众口一词就不成其为“杂”了，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文章绝不会是好的杂文。“杂”是广和博，杂文作者要有奇思妙想，首先必须广见博识，要多看书(包括微信)，多观察生活，多思考问题。
拙作《何必“颜苦孔之卓”》，《检察日报》刊发时编辑改名为《孔子有多卓、颜子有多苦》，刻意强调了“卓”与“苦”的关系。过去孔子一直被奉为万世师表，他的得意弟子颜回觉得老师太卓越，为自己学不来而苦恼。我由此想到有些人总把领袖英模看得十全十美，设置成了无法企及的“颜回之苦”，便指出领袖英模也是血肉之躯，都有七情六欲，孔子就贪图美食，见了美女南子也神魂不定。而我们凡人也都有各自的闪光点，只要加强自我修养，人人皆可成圣贤。如果一味拔高神话领袖英模，使其可望不可即，孔子有多么卓越，颜子就有多么苦恼，学不到的榜样还有什么意义。
历代统治者都颂扬比干忠君爱国，很多人随声附和。我在《比干的爱国主义》中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爱国是爱国家和人民，而不是某一个君主。比干忠诚的是800诸侯共同讨伐的暴君纣王，维护纣王的统治人民就会遭殃。殷商改朝换代后，国家走上正轨，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那么，忠于纣王只能是一种愚蠢，一种反动。
《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被文学史定论为吝啬鬼典型，但我看他自己虽然节俭，对亲属和别人却很大方。他那个大手大脚、花天酒地的弟兄严贡生反倒是一毛不拔，只会坑蒙拐骗、巧取豪夺。我写了《严监生不是吝啬鬼》为之辩诬，获得了黄石杂文学会范会长的共鸣，他还提供了宝贵中肯的修改建议。
独特的视角就是选取观察事物的不同角度。周有光先生的夫人张允和出身不好，民国时期留美学习过，“三反五反”运动中挨了整。她自此辞职回家成为普通居民，因祸得福躲过了以后的“反右”“文革”运动，平安无忧地度过了后半生。我想到农民常说的“大风吹不倒犁尾巴”，发现除了以前划的地、富成分外，再也没有在农民和居民中划右派、抓阶级敌人了。农民和居民的身份还真是躲避政治风浪的护身符，于是写下了杂文《避风港》。
独特的视角还包括大家未曾留意的常见现象。如“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人人都司空见惯，但只有宋朝的田园诗人杨万里把它见诸笔端。我们随之茅塞顿开，从他再现的这幅清新活泼画面中，悟出了一点哲理。
二、艺术性
杂文是一种文学性的议论文。文学作品讲究形象思维，所以杂文千万不能写成干巴巴的议论文。它要借助具体形象来表达思想，像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栏目，用事实说话才有说服力。干巴巴的议论文味同嚼蜡，不如去听领导作报告。只有写出了文学性，才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真正的好杂文，作者很少直抒胸臆、滥发议论。
江苏徐州的杂文家袁成兰写的《我儿没儿》堪称典范。文中叙述了82岁的老人不够格住养老院靠乞讨度日，他的儿子却因为没有儿子住进了养老院。全篇文章只有白描，没有一句议论，通过父子的反差让读者看到了养老院入住制度的不合理和执行者的死搬硬套。其实我们还可以生发开来，发现许多类似的问题。本文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一篇好杂文就是要让人读后还能掩卷沉思，产生余音绕梁的效果。这也是形象思维的魅力。
我在《难得的弥勒佛笑容》中，以弥勒佛无忧无虑的笑貌来说明只有光明正大地做人、心中没有杂念，才能活得快乐、活得幸福。我以为这比直接奉劝官员们“千万别伸手、伸手必被捉”更有力度。
我参加荆州地委工作队在农村驻队时，听说了一位公社干部因破坏军婚被判刑。这位干部的胆子不大，他作案时就吓不过，生怕被抓进牢里去，结果禁不住美色诱惑还是进了牢房。此事与《红楼梦》中的贾瑞遭遇颇为相似。跛足道人交风月宝鉴给贾瑞时一再叮嘱：“千万不可照正面，只能照他的背面，要紧，要紧!”贾瑞却禁不住宝鉴正面凤姐的招手呼唤，贪图快活一时算一时，搞得精尽而亡了。我们的党纪国法就是跛足道人的“一再叮嘱”，跟宝鉴背面的骷髅一样警示着所有人，可惜失足犯罪的官员们大都枉顾了这一警示。拙作《别忘了“风月宝鉴”的背面》就是借用风月宝鉴和公社干部的形象，揶揄了将党纪国法置若罔闻的失足官员。
在《死不瞑目的毕昇》中，将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近千年难得推广普及，与德国人滞后400年得知此技术却很快就普及发展超过了中国进行对比，毕昇九泉有知一定会死不瞑目。以此批判了封建统治者对思想文化知识的垄断和禁锢，严重阻碍了国家的发展进步。
《蔡伦的幸运》则通过蔡伦获得了进宫当太监的机会，又碰上了开明的汉和帝，使他的造纸术得以推广开来，表明了领导和机遇的重要。如果读者愿意进一步做深层次思考，就会想到好的领导和机遇毕竟很少，可遇不可求。蔡伦若没有进宫能否发明造纸术呢?发明了造纸术又能否推广开来呢?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又在哪里呢?
宜昌杂文家符号访问美国时，看到一个农场主拥有大片的庄园、成套的机械，自己还亲自操作机械耕作。他将此写成一篇杂文，文末提问：这个农场主的成分究竟应该划成地主还是划成农民或工人?他没有给出答案，但一切尽在不言中——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过去划分阶级成分的办法已经过时了。
三、趣味性
鲁迅先生的杂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给我们的启示是，杂文写作既可以有冷嘲，也可以有热讽，还可以有善意的揶揄和幽默。这就是杨东鲁先生说的杂文要有俏皮味。趣味性与艺术性是紧密相连的，具有文学性的杂文一般都有俏皮味，板起面孔说道理的就难免流于呆板，不忍卒读。
河南新乡市杂文学会会长雷长风去延安旅游，在一处小便池前看到一个温馨提示“小抖即可，请勿猛甩”，觉得“延安人民真有才，说得形象极了”。于是想到做人也应该低调一点，小小的自豪尚可，切勿忘乎所以、大吹大擂。他提笔草成杂文《小抖即可》，看过的人一定会会心一笑。
我的杂文《官迷心窍》，先介绍了袁枚《子不语》中的两则故事。一则《官癖》说的是南阳某太守死后依然酷爱耍官威，每天清晨其鬼魂还到死前的衙门继续升堂。另一则《史宫詹改命》说这个姓史的为了能够当上官宁可短30年阳寿。《子不语》说的虽是鬼话，但现实社会中确实不乏此类实例。如某省的一个副省长就仿效国家领导人搞阅兵仪式，胸佩大红花站在敞篷车上挥手致意，耍足了威风。有的官员出钱拉票贿选，有的买官要官。最倒霉的是某省一厅长为了晋升副部，出钱5000万元来活动关系，碰上个中介是骗子，偷鸡不成倒蚀了一把米。这些跑官买官的最后都鸡飞蛋打，成了被查处的对象。本文通过人与鬼的行为对比，基本达到了耐人寻味的目的。
杂文的趣味性，还可以通过转换叙述角度来实现。上海杂文家王俊良写过一篇《一头母猪的多舛命运》，以一头母猪的口吻叙事：猪仔好卖、国家发补贴鼓励养猪时，主人给它吃春药，让它多下崽;饲料价格上涨、小猪不好卖时，主人忍痛给它做了结扎手术。若以一个农民的身份来叙说养猪的苦衷，就远不如以猪的眼光来看问题，可以收到含泪的微笑效果。
杂文的趣味性也可以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苏东坡被贬谪黄州时，借别人的田亲自开垦度日。他却游遍了黄州的山山水水，写下了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徐霞客游遍祖国的大江南北，才写出了《徐霞客游记》。现在仅赤壁的一张门票就卖40元。要是古代也这样卖门票，苏东坡和徐霞客还能神游各地吗?我们还能看到他们的杰作吗?那些有钱买门票的肉食者却又写不出传世之作。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写的东西也不少，有哪一篇能够经久流传?民国时期的大军阀张宗昌看了大明湖装斯文，写下一首诗《大明湖》：“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跶。”令人啼笑皆非。所以我谢天谢地，发出了《幸亏古代不卖门票》的感叹，并奉劝当今卖门票的那些人文景点，也要感谢古代没收费，才让徐霞客、苏轼们有幸游历写下名作给你们做了广告。
四、知识性
杂文是一种豆腐块文体，字数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并不排斥它可以包含巨大的信息量。这些信息量就是各种知识见闻。人类社会存在了几千年，各种书籍汗牛充栋，各种信息如宇宙黑洞，谁都不可能全知全能。我们把自己的见闻知识写进简短的杂文中，与读者一起分享，就给他们提供了博闻广见的机会。同时也增强了自身文章的表现力，让他们觉得你的杂文比较新颖，能够给人收获，具备可读性。
著名作家秦牧写了一篇杂文论述“下下人有上上智”，其中介绍了挑水打杂的慧能和尚得以继承禅宗衣钵的故事。我读过这篇杂文才对佛教和禅宗在中国的发展有所了解，特别牢记了六祖慧能大师的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篇杂文的魅力就在于转述了这个故事，并以此说明了“下下人有上上智”的道理。
我的好些篇杂文基本是读书笔记，把自己看书以后的思考敷衍成篇，就成了一篇杂文。但是，杂文不能只是简单客观地转述知识见闻，不能只当传声筒，必须加入对这些知识见闻的消化和思考。
我写《华佗的职称论文》，介绍了中华“医祖”扁鹊、后汉“神医”华佗、中医“医圣”“方祖”张仲景、明代“医圣”“药圣”李时珍和“药王”孙思邈的简要情况。分析华佗没有被评上“医祖”“医圣”之类的“高级职称”，是因为他受曹操迫害将自己的医书烧掉了，没有论文才没有评上“高级职称”。这里鞭挞了封建朝代戕害人才的罪恶，也顺便讥讽了现在评职称片面强调学历和论文的荒唐。
《歪打正着的哥伦布》一文叙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经过，切入点是通过“哥伦布一个极大的错误导致了一次极其伟大的发现”，阐明人类要敢于开拓进取，不怕“试错”。
读过《赵匡胤传》我才知道中国历史上还出现过如此开明的皇上，竟然公开申明“不以言治罪”。这样的皇帝有点特立独行，在中国可算绝无仅有，应该把他推介给读者，便写下了《宋太祖的誓碑》，并抄录了他的誓碑全文：“……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我想不知道这个誓碑的人一定不少，读了我这篇杂文会拓宽他们的眼界。即使以前知道誓碑的人，重新剖析一番也不无裨益。
看了林语堂先生写的《武则天传》，我立即转述了武后与唐高宗的《旷世“姐弟”恋》，使读者对唐高宗的窝囊、武则天的跋扈和心机，以及唐代后宫的嫔妃制度略知一二。《作法自毙种种》则介绍了武则天时代几个主要酷吏的暴虐，最后都作茧自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写的《不能小看“业余的”》一文，让读者了解了汉字改革和汉语拼音发展的历程，以及周有光先生摘取“汉语拼音之父”桂冠的经过。但全文的落脚点却不是汉字、拼音，而是“不要小看‘业余的’”。周有光先生挂帅研究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的实例足以证明：专家无须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业余的”也不必妄自菲薄、自惭形秽。
总之，杂文是通过形象思维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的。在表达过程中，为了增强感染力和说服力，不妨在表达方式和语言等方面增添一点趣味，同时也可以借机传播一些有益的知识。只要把握了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和知识性，写出来的杂文就会是一篇像样的杂文。
(2018年10月13日于洈水河畔)
作者简介：唐汇寅，1965年松滋二中初中毕业，现为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刘项还是要读书》获第四届“克权杂文奖”一等奖，杂文《贪腐的起点》获第三届“克权杂文奖”三等奖)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