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30年的杂文，但不知道自己写的是杂文。这次首次参加湖北省杂文学会主办的研讨会，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也是写杂文的。这有回家的感觉。我在《羊城晚报》开过近三年专栏，叫《文饭小品》;在上海的《文学报》也开过专栏叫《野味文谈》，由青岛出版社将这些专栏文字出了一个集子叫《百味文坛》，另外我还写过一些台港文学方面的杂文。我最近在台北出版的一本书《耕耘在华文文学田野》，也有不少杂文，如《恶人韩石山的“板斧”》《山寨大师是怎样炼成的》《从“脑白金”到“脑白痴”》《灵魂的按摩》《令人吃惊的常识性错误》，所以我来参加这个会不会感到胆怯。今天，我主要讲三个问题。

　　第一、杂文的职能是歌颂还是暴露?此前有人谈到“社会主义的杂文”应以歌颂为主。我认为，“杂文”前面不必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何况与此类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早就不提了。如一定要提，这就无异于改革开放初期出现到后来进入“笑林广记”的“社会主义夜总会”的说法一样。

　　我反对“社会主义杂文”应以歌颂为主，我觉得杂文还是以批判讽刺为主的好。相声过去很繁荣，但现在却逐渐淡出老百姓的生活，就因为它偏要搞歌颂。像冯巩的歌颂型的相声，老百姓听了笑不起来，所以相声不说是消亡至少也是被小品所取代。杂文要繁荣，就要发挥这种批判作用。现在贪官这么多，杂文大有用武之地，所以我认为杂文应该是批判的，况且批判与歌颂并不矛盾，批判的目的是为了现实更美好。讨论杂文，必须先要明确杂文这个批判和讽刺的职能。

　　第二、我们时代是否还需要鲁迅式的杂文?当然需要。我是研究台湾文学的，台湾蓝绿斗争非常激烈，有点像大陆过去搞的文化大革命，有道是：“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到了深圳才知道钱少，到了台湾才知道文化大革命还在搞。”如果说港英政府最大的成功不是把香港人变成英国人，而是把香港人变成不是中国人，那李登辉、陈水扁——现在应该加上蔡英文了，他们最大的成功不是把台湾人变成日本人，而是把台湾人变成不是中国人。台湾人在国族认同问题上陷入了困境，他们一碰到不认识的“陆胞”常常会这样发问：“你是不是从中国来的呀?”听了很让人不舒服，连《中国时报》都犯过这种错，受到马英九的批评。被民进党骂为“马统”的马英九，主张可以称对岸为中共、为北京、为中国大陆，但绝不能称“中国”，因为这样一来，好像自己不是中国人了。像这种数典忘祖的现象，是否需要杂文来解剖?

　　这里讲一个并非虚构的故事：2011年5月，台湾乡土作家黄春明在台湾文学馆作过一次演讲，题为《台语文书写与教育的商榷》。这里讲的“台语”，是指中国方言闽南话和客家话，可分离主义者要用“台语”去取代“汉语”。他们宣称自己不是中国人，而是什么“华人”。黄春明这个演讲反对这种做法，但他很客气，不从政治上讲，而称我们讲话“要用国语、普通话”，“坚持讲大家听得懂的话”，“讲闽南语和爱台湾不是等号关系”。“台独”教授蒋为文中途拿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标语也就是大字报，当场向他抗议示威：“台湾作家不用台湾话而用中国话写作，可耻!”黄春明说你太不文明了，我快80岁，你得尊重我，让我讲完再抗议，可蒋为文不听，气得黄春明冲下台要打蒋为文。他骂蒋为文“太短视了，你也很可耻”，并送了他一个五字经“操***的X”。后来蒋为文控告黄春明公然侮辱他，民进党办的台南地方法院居然受理此案，并很快宣判：判决黄春明罚金1万元、缓刑两年。这很荒唐，网友看了后纷纷吐槽，他们在脸书上发起“蒋为文不用台湾语用中国语抗议，可耻”的粉丝团碰轰蒋为文，认为蒋应该以身作则，使用他口中的“台湾文”来书写大字报才对，怎么反而使用大陆通用的简体字来抗议?蒋为文的行为根本是五十步笑百步。这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网友质疑，“蒋为文自己的名字是用什么语取的?”网友建议他，应该连姓都改掉，不要再用中国姓。另外还有网友说，蒋为文“干嘛姓蒋呢?跟蒋介石同姓不觉得委屈吗?”君不见，美国人独立后仍用英文写作，何可耻之有?更何况台湾是不可能“独立”的。民进党的“台独”党章都是用中文写成，为什么不说这是可耻?作家宇文正还指出，蒋为文以他深以为耻的“中国语”对黄春明提诉时，所有人都觉得太荒谬，没想到法庭却做出有罪判决。她认为，看待一个案件，应站在较高的高度，全盘审视事件的来龙去脉，以一句“脏话”断章取义，不考虑整体事件的情境，那么何需法官?吴钧尧表示，法官看到的是一个“干”字，其实，蒋为文在现场举牌“无耻、可耻”的表达，对一个人的人格诋毁要比“干”这个字更胜几百倍。面对“无耻”的辱骂，黄春明的国骂难道不是一种自我保护与捍卫?”小说家张大春为黄春明打抱不平，用杂文的形式写了一首新诗《如果我骂蒋为文》，讽刺和批判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蒋为文：

　　如果我骂蒋为文是狗杂碎，

　　那么，我就既侮辱了狗，

　　也侮辱了杂碎，

　　也侮辱了狗杂碎;

　　所以，我不会这么骂。

　　如果我骂蒋为文是王八蛋，

　　那么，我就既侮辱了王八，

　　也侮辱了蛋，

　　也侮辱了王八蛋;

　　所以，我不会这么骂。

　　如果我骂蒋为文是龟日的，

　　那么，我就既侮辱了龟，

　　也侮辱了日，

　　也侮辱了龟日的;

　　所以，我不会这么骂。

　　───那么，我好像只能骂蒋为文：

　　你真是太蒋为文了呀!

　　画家画景物，不是画山水就是画朝霞，没有人画垃圾。可张大春这首以分行形式写的杂文也可谓之“杂文诗”没有这些禁区。他敢用别人不敢用的丑陋词汇，敢于化腐朽为神奇。

　　也许有人会问：你怎么赞扬起骂人的诗来了?鲁迅说过“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呀。可鲁迅的对头梁实秋写过《骂人的艺术》。可见，关键不在于可不可以骂，而是如何骂。姓蒋的蒋为文对不起祖宗，他做的是挖祖坟的工作，此人是该骂，而张大春的游戏之作竟然骂出了文采，“骂”出了智慧，“骂”出了水平!

　　余光中曾说朋友有四种：“高级而有趣，高级而无趣，低级而有趣，低级而无趣”，文章也可作如是观。我们不能因为张大春用词龌龊，使用了“王八蛋”一类骂人的话，便将其视为“低级而有趣”之作。他的主题是反“台独”，反数典忘祖，反民族分裂，是很严肃的，因而应视为“高级而有趣”的绝妙好诗。当然，我们不能以牙还牙骂人，这首“杂文诗”只不过是将政治娱乐化罢了。

　　第三、两岸文学谁的成就高?我在北大、南大作报告时说：“团体赛大陆是冠军，因为大陆作家多，作品多。”至于两岸的杂文谁的成就高，我只是作比喻。台湾团体赛虽然打不过我们，但他们有很多单打冠军，琼瑶是言情小说单打冠军，余光中是诗歌单打冠军(他还左手写诗右手写散文，是诗文双绝，大陆很难找到这类作家)。你看，艾青有优秀的诗作却没有散文名篇，朱自清写散文《荷塘月色》脍炙人口，却没有诗歌流传下来。现在朦胧诗人舒婷也写起散文来了，但大家认为她的散文远远比不上她的诗。如果有人硬要问我两岸杂文谁的成就高，我可以坦率地说，台湾杂文成就比我们高。我们的体制强调主旋律和正面宣传。你看，春节联欢晚会全都是歌舞升平的景象，如果语言类节目以讽刺贪官为题材，肯定通不过。大家都骂春晚，央视也有它的苦衷，因为有很多婆婆管他们，限制太多，“春晚”要有所突破难矣。台湾没有“春晚”，他们那里没有如此多的限制，但台湾是否很自由，我认为也不是绝对的。像台湾这种对头与对手乱骂、选举的喇叭声和鞭炮声不断在书桌前争吵的地方，要做一个自由人，尽量客观不受宗教或政党的任何干扰，走“纯艺术”“纯学术”的道路也难。须知，从蒋介石到马英九，台北市都没有八路公汽，也没有四路公汽，如有便说是八路来了，新四军来了!戒严时期连学生切水果杨桃，也要老师教：不能横着切，只能竖着切，否则就会变成五角星“共匪”了。台湾过去号称“自由中国”，文坛号称“自由中国文坛”，其创作是否很自由?不是的。李敖的杂文差不多是写一本禁一本，反对“酱缸文化”的柏杨，也被投入牢房。一贯重视文化的马英九在一次会上说“政治为艺文(台湾文艺叫“艺文”)服务”，其实这只是一句空话。台湾作家现在仍然是出书难、办刊难，从蒋介石到马英九所有诗刊都没有稿费。他们的“国家文艺奖”奖金只有100万台币，相当于20万人民币，而我们的茅盾文学奖奖金高达50万人民币，刘醒龙得奖后，湖北省再奖30万，武汉市再奖20万，就成了100万人民币了。过去大陆作家喜欢到台北《联合报》《中国时报》《联合文学》拿高稿酬，他们现在却想到上海拿我们的高稿酬，以《文学报》为例，连评论稿件1000字前几年都近千元人民币，这是台湾没有的。至于台湾的教授月薪8万台币，但生活消费水平远高于大陆，故其实际待遇还不一定比得上我现在任职的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前3年我在台北过教师节，他们重点大学每个老师发2000台币，相当于400人民币，而大陆的许多高校教师节都发2000人民币相当于1万台币，当然现在不能发了。

　　台湾杂文有三大名家，一个李敖，一个龙应台，一个柏杨。李敖和龙应台都是两岸的文化名人，但他们对两岸政权的态度完全不同：龙应台拥蒋，李敖却拥共。李敖与龙应台是对头，他什么人都骂，就不骂共产党，他之所以不骂是因为他认同祖囯的改革开放，十分赞赏邓小平设计的“一国两制”，而龙应台什么人都骂，就是不骂国民党，是因为他父亲龙槐生是国民党高官，蒋介石逃离大陆时广州机场由他负责保卫，这真应了一句俗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

　　爱国情殷的李敖，其杂文不免于救溺、热讽与冷嘲。他那“人人骂我、我骂人人”热讽与冷嘲的文字，不仅生动，而且深刻，让读者享受到某种叛逆的快感，如前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吕秀莲在还未当大官时，到福建寻根，说自己“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可成了反对党天王后，说我不是中国人，而是“华人”。难怪李敖论台湾的 “政治文化”时称：

　　我们不能正眼看吕秀莲,因为她太老;我们不会斜眼看吕秀莲，因为她太丑;我们只会傻眼看吕秀莲，因为她竟当了这鬼地方的“副总统”。

　　对当年不过是农复会技术员而后来时来运转，竟登而辉之，荣任分离主义 “大师”即前台湾地区一号人物的李登辉，十分憎恨“台独”的李敖同样亮出自己的投枪：

　　他身高有余，长相不足，不过是一农复会技正耳!毛病出在那张永远合不拢的又大又歪的嘴巴上。试想一“国”元首，到处走动，可是却永远咧着又大又歪又合不拢的嘴巴，像个大傻瓜似的，成何体统?故从李登辉嘴上看，台湾实在没什么“政治文化”。

　　李敖在这里主要是通过外形的丑陋写其心灵的丑恶，用的是鲁迅笔法，描绘的是柏杨所讲的“丑陋的中国人”。

　　李敖与龙应台的共同特点是敢于骂，理应惺惺相惜才对，但两人道不同，不相为谋。龙应台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而李敖既打苍蝇又打老虎。关于这两人之间的是非，我在海外杂志和山西《名作欣赏》上发表过《冷眼看李敖“屠龙”》，其中云：“野火”本来是龙应台进入文坛的资本，不愿做权贵附庸的李敖却用“烟火”将其解构：

　　在黑夜里，看看烟火是有快感的，但烟火并不是星光，也不是荧火，更不是革命者的篝火。并且，相反的，龙应台的烟火秀，内容很贫乏，很守旧，很小心翼翼，她跟柏杨一样，向上冒犯只敢冒犯到警察总监而已。

　　如果要将龙应台与李敖相比，在政治舞台，龙应台还不是李敖的对手。比冒犯“党国”要人，龙应台缺乏“龙”胆;比历史知识，龙应台也没有李敖丰富;比翻江倒海、鼓动风潮，龙应台还不算是独行侠。

　　别看倨敖不逊豪放不羁的李敖写起文章来骂个不停，但他书读得多读得细，批判时把重点落实到考据上：一点朴学、一点纠谬、一掌掴血、一步一脚印，棒喝给批评对象，说明龙应台的资料如何不全，连张灵甫的诀别书是伪造的都不知道。以如此薄弱的史料基础去碰“一九四九”这样的大题目，未免不自量力。龙应台用采访的方式写书不但事半功倍，尤其在高度、广度、深度上面的真相，离史实甚远。

　　李敖杂文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他用幽默包藏着投枪，向论敌作战。他那种玩世不恭，无人不骂，无书不读的“面相”，和张大春的新诗处女作一样，具有相当高的娱乐价值。如他这样直斥“拥蒋”的余光中“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定性为“一软骨文人耳，吟风弄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关于 “媚权贵”方面，李敖举例说：蒋经国死了，余光中为他写了《送别》:

　　悲哀的半旗，壮烈的半旗，为你而降，

　　悲哀的黑纱，沉重的黑纱，为你而戴，

　　悲哀的菊花，纯洁的菊花，为你而开，

　　悲哀的灵堂，肃静的灵堂，为你而拜，

　　悲哀的行列，依依的行列，为你而排，

　　悲哀的泪水，感激的泪水，为你而流，

　　悲哀的背影，劳累的背影，不再回头，

　　悲哀的柩车，告别的柩车，慢慢地走，

　　亲爱的朋友，辛苦的领袖，慢慢地走。

　　曾饱受蒋经国骇人听闻的特务统治之苦的李敖，自然不会对“小蒋”有什么好感，因而

　　给余光中这首诗做了如下“修正”：

　　悲哀的马屁，臭臭的马屁，为你而拍，

　　悲哀的新诗，无耻的新诗，为你而写，

　　亲爱的朋友，辛苦的领袖，慢慢地走，

　　快了我跟不上，因为我是你的狗。

　　2014年5月23日，我在位于台南的“台湾文学馆”作题为《当代台湾文学在祖国大陆的传播与接受》时，有听众提出下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否轮到女性如上海的王安忆?我回答说：“祖国大陆培养的作家已得过奖，以后该轮到台湾了，如通常被人认为像一座颇富宫室殿堂之美的名城屹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余光中，他中西学问皆好，能当中文系主任又能当外文系主任，应是呼声很高的人选。”可这位杰出的作家，也有失手的时候，那是1977年台湾发生的乡土文学大论战中，他写过杂文《狼来了》，这是一篇“坏文章”， 对以陈映真为代表的乡土作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精神压迫作用，呼应了官方整肃左翼文艺声音的铁腕政策，这自然引发《审判国民党》一书作者李敖的严重不满。也许有人认为，李敖在他这首“杂文诗”中，把自己抨击对象比喻为“狗”，似有点过分，但你不能不承认他那逢人必骂，逢骂必辣，文字略带粗鄙的“杂文诗”，其幽默充满了“匪气”，而毫无林语堂的“闲适”和“性灵”。

　　众所周知，标题是一篇文章的眼睛。起得新颖的标题，有画龙点睛之妙。李敖便是很注重标题艺术的作家。翻开他的杂文，《我最难忘的一个小偷》《从大便姿势看西化》这类标题不胜枚举，读者看了题目马上就想看内容。李敖的杂文还有许多格言警句，如“英国人说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对我李敖来说，我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正义”;“我骂人的方法就是别人都骂人是王八蛋，可我有一个本领，我能证明你是王八蛋”; “我喜欢战士，即使他们遍体鳞伤，即使他们不能免于死亡”;“情人眼里出西施，西施眼里出自己”等等。

　　同样是嬉笑怒骂，同样是四面树敌，同样是对敌人毫不仁慈，人们马上会联想到李敖有鲁迅风骨。“李敖似鲁迅，他们都亮出犀利的笔锋批判中国文化的积垢、国民性的痼疾;他们都反对乡愿，他们都“一个也不宽恕”;他们都穷追不舍痛打“落水狗”。但李敖并不承认自己师承鲁迅。有人称李敖的酷评是为了踩着别人的肩膀向上向上爬，他是“一个走不出青春期的逆反少年”。

　　我们的杂文要发展好，就要加强与台湾、香港、澳门的交流，特别是要向李敖、张大春的“杂文诗”学习取经。此外，香港的框框杂文最发达。香港文学最大特色是专栏杂文，我们大陆媒体缺少这方面的经验，我觉得彼此应该加强学习交流。

　　(作者简介：古远清，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196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师、讲师、副教授、教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学研究所所长。武汉市文联第六、七、八届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主席、华中师范大学博导评委、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文系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所长)

　　编辑：杨东鲁 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