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先生跟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同出生于1906年。他读过美国教会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和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主修经济学，曾在银行供职多年，后任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

　　周有光先生青年时期就对语言学很感兴趣，曾与徐特立讨论过建立拉丁化拼音文字。鉴于汉语方言多、学习交流不方便，1869—1882年担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的威妥玛，创造了一套用于拼写中文普通话的罗马字拼音系统，为以后中国的汉字拼音方案提供了非常完整也最有启发性的选择。1918年，国家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及常用字的标准读音。1926年，黎锦熙、钱玄同、赵元任等学者拟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33年从苏联归来的瞿秋白同吴玉章一同倡导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并办了一些刊物，周有光先生出于兴趣写了一些短文投稿。后来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对拉丁化运动也非常热心，鼓励他把这些文章结合起来汇编成书，叫《中国拼音文字研究》，并亲自为之作序。周有光先生自谦地说：“这本书的文章是很幼稚的，这是用业余时间来进行研究的。”(《逝年如水》第267页)

　　或许是上述机缘巧合，1955年，周有光先生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并把他留在了新设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他对专业转行毫无思想准备，但那时人是一块砖哪里需要朝哪里搬，他也就想通了。文改会的主任是中共著名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吴老安排他这个业余爱好者挂帅研究制定规范的汉语拼音方案。

　　1957年“反右”， 周有光先生的好友章乃器、马寅初等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他于1956年正式调入文改会得以安然无事。“文革”时吴玉章已仙逝，他也失去了先前的好运，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关了一段牛棚。1969年他已满63岁，被下放到宁夏住“五七干校”。干校的主要任务是劳动，他却在劳作之余利用一本《新华字典》分析字形。1972年夏天他获准回北京后，把干校的研究材料编成一本《汉字声旁读音便查》出版了。

　　周有光先生颇有国际声望。1979年初，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巴黎开会研究怎么规定汉语拼写的国际标准，指名邀他出席。那时出国不能带人民币，单位也没给外汇。提供会议经费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周本人去签字领钱，并问他：“我们邀请你3年了，你怎么都没来呢?”他不便细问搪塞过去了。他在会上推介他们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得到了不少与会人士的赞同。有一位对他说：“这个会就要像你这样的人来才解决问题。过去为中国语言的拼写法问题开了好多次会议，都得不到结果，就是因为参加的人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周有光先生的发言整理成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后，编辑说：“很抱歉，我们这个杂志向来是没有稿费的，只能给你一点很少的补贴。”他领到300美元补贴，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是个大数目。因为国内外汇紧缺实行严格的管制，他带美元回去没有用处，就交给大使馆请代为购外文书籍。大使馆告诉他按照国家规定你得到的外汇都要上缴，结果书没购到，钱也没了。

　　巴黎会议后又接连召开了几次会议，《汉语拼音方案》终于在1982年被确定为国际标准，代码是ISO—7098。1983年，美国的“东西方中心”请周有光先生去夏威夷出席“华语现代化国际会议”。国内申请外汇仍不容易，东道主唯恐他缺席，又专门给他寄来外汇做盘缠。尔后，香港、新加坡等地及联合国语言学会一一请他去讲学，美国还特意邀请他去圣巴巴拉市和芝加哥、宾夕法尼亚、耶鲁等大学去作讲学旅行。

　　周有光先生历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委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日文《不列颠国际百科全书》国际学术顾问等职。他一生著述甚多，仅文字研究方面就有《汉字改革概论》《世界文字发展史》等数十本。

　　仅凭以上头衔和书目就可看出，周有光先生在文字研究方面从“业余的”走向专业化，已经不是专家胜似专家，才当之无愧地获得“汉语拼音之父”的桂冠。在他面前，谁还敢鄙薄轻视“业余的”?

　　2018/9/10于上海南箐园

　　（作者系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刘项还是要读书》获第四届“克权杂文奖”一等奖，杂文《贪腐的起点》获第三届“克权杂文奖”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