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年过去了。那本略显发黄的散文集《八月香》一直放在办公桌上，一年来，我翻看了无数次，也翻不尽思念。有时我想，曹老师的病情该好转了吧，便打电话准备问候，刚拿起话筒，便意识到老师已去了天国，而天国没有电话号码。

　　上一次见面是八月。去年7月11日晚，大学毕业15周年同学聚会，慧芳对我说：“你还记得曹素华老师吗?我妈妈和她是好朋友。曹老师身体不大好。”我便和慧芳说好，改天约几位同学一起去看望曹老师。哪知我们还没成行，便接到曹老师住院的消息，慧芳特意强调曹老师患的是胆管腺癌。我赶紧上网查看胆管腺癌的资料，看着看着，泪水夺眶而出。曹老师在我的记忆里，一直是和蔼的、从容的，怎么会得这样的重病?“苍天不公”，我在心底喊道。

　　接到慧芳电话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27日，我中午赶紧处理完手头上的事情，便跑到医院去看望曹老师。曹老师见我到来，感到非常惊喜，笑得很美很美，她连忙请慧芳妈妈帮忙让她躺起来，好和我更加方便地说话。一别15载，曹老师看起来依然年轻美丽，一点也不像是年近六旬的老人，更不像是癌症患者。我们谈笑风生，从大学校园生活，到我的爱情与家庭，从家乡的山风与花朵，到这几年她的工作经历，真希望午后时光慢些再慢些。

　　曹老师说起十多个学生的名字，问我是否知道他们的近况。有的同学比如涓子、良中，我再熟悉不过了，便详细地道出他们的幸福。有的同学比如达军、少传，我多年前见过，便讲述当年往事;有的同学，我不太熟悉，曹老师便告诉我，他们是哪一级哪个系，如今在哪座城市哪个单位。曹老师微笑着说：“孩子们都喜欢我，有的还叫我妈妈，我们还在一起过年。”

　　曹老师并不回避她的病情。她说，这些年太忙碌，自己又不太注意，不吃早餐，时常熬夜，做过几次手术，还有一次手术失败了，身体越来越差。她还说，有几个好朋友都是她这个年纪走的，而且都是同样的病情。曹老师说得那么的平静，没有恐惧，没有埋怨。

　　曹老师问我，待一下午会不会影响工作。我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聊了至少一个半钟头。五点多钟，我和曹老师依依不舍地告别。因为当晚要给老家来汉的姑姑庆祝五十岁生日，生日晚宴又是我在张罗，我不得不赶过去。

　　在回去的路上，我的思绪飞到了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如果样报剪辑没有贴错的话，那大概是1998年秋天，我读大三，在东一楼前的一片草地上，曹老师拿着一本书在轻轻地朗读，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远远的。有位同学(我记不清是谁了)问我：“那是曹老师，校报副刊主编，散文作家，你认识吗?”我说：“主编是男的啊。”同学告诉我：“早换了。”我说：“我在书店看到过曹老师的《八月香》。”当时并没有特别在意，后来在同学的鼓励下，尝试着给校报又投了一次稿。之所以称“尝试”，那是因为从大一开始，我疯狂地写作，并以平均三天发表一篇次的速度攻下全国各大报刊，可是给校报投了几次稿，总没见报，让我有了挫败感，也死了心。校报在我心目中有着神圣的地位。未想在新年的第一周，一篇读后感《理解凡高》在校报上发表了，文章经过了细致的修改。从此，我的小文不断出现在校报上;从此，我得到曹老师的指点与关爱。也是在1999年，我获得学校“祖国颂”征文一等奖、校报年度好作品一等奖。

　　2000年3月，曹老师对副刊进行创新，根据体裁推出专版。记忆中，首期推出的是“散文专版”。我接到曹老师电话，她着急地说：“怎么找不到你啊?报纸马上都要印了，这期出散文专版，大家说不能没有你的文章。你赶紧写一篇，明天下午五点前交给我，我给你留个位置。”我告诉曹老师，我已找了份工作，而且在校外租了房子，刚刚回学校。挂了电话，我赶紧到教室写了一篇，急匆匆地给曹老师送去。曹老师看了看说：“发是可以发，但这不像是你写的，别着急，明天下午给我就行。”晚上，我独自到学校东门外转了转。直到如今，那夜的灯火都记忆犹新。第二天早上，我把不到五百字的《野菊花》交给曹老师，她看了一下就露出了笑容，高兴地说：“这才是杨向明写的嘛。”曹老师润色之后，文章刊登在副刊左下角，看上去不太起眼。过了一天，曹老师打电话告诉我，记者团和编辑部刚刚开完会，《野菊花》被评为当期最好稿件。接下来的“杂文专版”、“随笔专版”也都刊发了我的文章。

　　我总觉得曹老师呵护我好多年，可仔细一想，我和曹老师的交往也就一年半。那个秋日午后第一次见到她的身影时，我未曾想到她成了我此生最敬爱的老师，她也是最赏识我的人，这样分量的师者和知音在我心底不超过五位。没有她的爱护，我的青春不知要失去多少骄傲与美好。偌大的华工校园，有多少才子佳人，而我又算得了什么，何况我写作很大的动机或者说写的大多数文章只是为了挣学费罢了。无人赏识，才高八斗也会没于平庸;有人青睐，胸无点墨也可能被激发出才华。有着曹老师栽培，是多大的幸运!

　　我真的很后悔，为什么15年来都没有和曹老师联系?是太忙碌了，还是觉得她就在自己身旁?我竟不知如何回答自己。其实我翻开通讯本查找电话时，总在“亲友”那一章，看到她的名字与电话号码;其实我多次回到母校，经过校报编辑部那栋小楼时总想到她;其实我在华工读在职硕士班时，孙老师给我们上课，我请孙老师转告我对曹老师的问候。这15年来，我只听说她给老校长杨叔子院士当了秘书，她的健康、她的创作，我竟一概不知。除了祝福与想念，我连一束鲜花都没有送，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我这样的学生，何其糟糕。

　　我拨通良中、涓子的电话，告知了曹老师的病情，还让他们挑选家庭照或工作照给我，等到中秋或国庆，我们一起去看望曹老师。我还准备了一条红围巾，想象曹老师戴上之后，该是多么的优雅。我真的相信曹老师一定能好起来，生命之花还可以绽放好多年好多年……

　　哪知命运竟是如此残酷，中秋国庆佳节未到，照片还没整理出来，良中还在鄂州挂职，涓子还在深圳未回，我便收到噩耗。9月23日早晨，达军兄打来电话，他刚说“向明，我是谌达军”，我忙说“曹老师住院了，我正准备这两天找良中问你电话，一起去看望她”，他说“曹老师今天凌晨去世了”，我一下子懵了，不知该说什么。达军兄安慰我说，他也没想到曹老师这么快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