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秋，吴晗以优异的文史成绩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为史学系新生。三年的大学生活，勤奋与艰辛与他相伴始终。他学习十分刻苦，是真正的学霸。除了读书、抄卡片之外，他几乎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

　　三年的历史研究工作，吴晗基本上是靠自己在探索。他说：“那时候，我自己找书读，没有人指点，读了很多好书，也读了不少坏书。我自己抄书，人家还是不肯借。有的书一些地方不懂，只好自己摸索，拿这个书对那个书互证。自己读目录书，学目录学，自己研究历史地理，研究地区方言，自己试着标点古籍，自己写卡片。”在大学期间，吴晗的读书范围很广，思考问题也很多，视野也很开阔。

　　吴晗说，读书时要眼勤、手勤。他是主张抄书的。只有随读随抄，抄的资料多了，多看几遍就可以巩固记忆，也容易发现问题。知识是要靠积累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片面到比较面全面。这些都是吴晗的学习心德和体会。

　　吴晗的大学时代，算不上有光彩，就是一天到晚埋头读书，在写文章，作考订之余，遇到有关藏书家的历史，都要随手抄录下来。几年间，他共抄录了十几万言。这是一个不小的工作量，需要刻苦、勤奋和惊人的毅力。吴晗虽然在学问上取得了不寻常的成就，但也剥夺了他一切闲暇时间。吴晗在学业上的砥砺奋进，赢得了前辈学者们的赏识，也得到同学们的尊重和称赞。有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太史公。吴晗认为这是莫大的荣幸。

　　吴晗在大学里的日常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尽管在胡适的帮助下，他谋得一个工读生的位置。但老家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吴晗弟弟妹妹的学费、生活费都得靠他筹集。那时候，吴晗弟弟也来北平读高中了，大妹妹也读初中了。吴晗每月10元的稿费，加上半工半读的25元报酬，三个人分着用，日子捉襟见肘。后来，吴晗又在《清华学报》《燕京学报》上发表论文了，稿费又多了。不过这时，吴晗的父亲病了，收入中还要支出这一部分医药费。1934年正当毕业的前一个月，他父亲去世，家里又添一大笔债。

　　昊晗是家中长子，弟妹还不能独立生活，这些家庭债务，都要靠吴晗偿还。三年的大学生活，尽管吴晗勤奋写作，挣了不少稿费，但日子还是穷苦不堪。那时，他连一本必备的书籍都买不起。他的同窗好友梁方仲，手头比吴晗宽裕一点，见吴晗发生了经济危机，就力所能及的支援他。吴晗对此很是感激。更多的情况下，吴晗手头紧张了，就赶紧写文章，挣点稿费，度过难关。

　　吴晗的大学时代，由于生活困难，生存压力大，他常常猫在学校里不出门。那时，清华园在西北郊，离城20多里。吴晗有时一个学期也进不了一回城。同学们的娱乐消费活动，他也不参加。直到快毕业的时候，他才敢去城里看电影。灯市口的红星影院是那时的一流影院，他也是半年一年才看上一回。至于看戏，更是谈不上，一是戏票贵，根本看不起，而且也听不懂，因为吴晗是南方人。

　　大学时代，吴晗的穿衣打扮更是不值一提，他身上仍然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蓝色土布长衫，脚上是土布鞋，同学们则都是西装革履。对此，吴晗毫不介意，而是一心扑在学业上。他和同学们在生活上的来往不多，同学们邀请他进城玩，他也不去。虽然全史学系也不过40多名同学。但由于吴晗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书和写作上，自然不可能有太多时间与同学交流。同学们见他白天黑夜的读书，写文章，选课也只选中国史方面的，既不参加文体活动，也不结群打伙地进城，穿着又土里土气。于是有人就给他起了另一个外号，叫他腐儒。这本来是一个贬义词，但吴晗听了反而很高兴。他说，腐儒也不简单，司马迁在史记中还称汉代名臣随何为腐儒哩。

　　吴晗就是这样，孜孜不倦，负重前行，度过了穷苦不堪的三年大学生活。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吴晗的大学生活，对于当代想要做学问的大学生们，仍然不失为一面镜子。

　　作者单位：河南平顶山水库路轨枕厂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