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本市一位高中校长探讨校园文化建设，这位仁兄出口高见：文化是做出来的。窃以为，此言极是，不做，一点文化也没有。一所学校，文化包装再华丽，理念再先进，而教学成果不显，学生素质不高，管理不到位，就不能说是一所好学校。正如“大学之大，在于大师”，一所大学，没有大师，何谈文化？

    无数事实证明，文化是做出来的。埃及古老的古金字塔是做出来的，古罗马帝国的庞贝古城也是做出来的。同样，北京的故宫是做出来的，天安门也是做出来的。武汉的黄鹤楼是做出来的，湖南的岳阳楼也是做出来的。三峡的栈道和悬棺是做出来的，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壁画也是做出来的。西藏的布达拉宫是做出来的，长沙的岳麓书院也是做出来的。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在遥远的两千多年前，正是劳动人民以血肉之躯修筑了万里长城。那些秦砖汉瓦无一不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力量和智慧的结晶。位于西安临潼的秦始皇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令全中国人骄傲，令全世界人称奇，也是做出来的。

    文化是做出来的，做得好，随着时间的久远，可以成为文化遗产，文化千古；做得不好，或成为当代笑话，或成为千古罪孽。且看，做文化之三忌：

    一谓做假。国人聪明，特善造假，用一个时髦词，叫“山寨”。举国之内，到处皆山寨。山寨论文、山寨文凭、山寨嗓子、山寨景点、山寨手机、山寨电脑、山寨服饰，不一而足。就说前面提到的天安门吧。天安门城楼位于首都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北端，面临长安街，取“受命于天”、“安邦治民”之意，是人间的琼楼玉宇，集古代建筑艺术之大成。网上一搜，全国各地的山寨版天安门竟达十多处，市里有、县里有、乡镇有、村里有、企业有，连个体户都可山寨一回天安门。

    重庆市忠县黄金镇政府就有一座形如“天安门”的大会堂，红墙金顶，上下两层如果不是“宫殿”门阙上挂着牌子，谁都不相信它是镇政府的办公楼。这座高高在上的办公楼群占用了黄金村农民5．95亩耕地，花去银子500万元，整整一年的全镇财政收入。镇政府新楼群的后面就是黄金村。一位村民指着自己用茅草铺顶的屋子说：“我们的房子还不如镇政府修的厕所好哩。”尽管黄金镇政府位于景区，但我以为，与其说是想造成旅游效应，倒不如说是“绝对权力幻想”。

    江苏赣榆县海头镇党委办公大楼高大气派，比起忠县黄金镇政府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看上去远远超过了一个乡镇一级党委所需要的规模。海头镇年财政收入5000万元。也许是财大气粗吧，这个工程花销2000多万元。镇党委在办公大院的门口挖了一条小河，在小河上架了一座“金水桥”，并在两侧各立一根华表，整个布局与天安门非常相似，被网友称为“山寨天安门”。不仅如此，在镇党委的大院里，还有不少“古典元素”。在党委办公楼两侧各有一只三米多高的石狮子，大院的东南、西南角则放置了几只大石龟，每只足有半米多高。在下看来，“山寨天安门”无非是显摆威仪，至于“古典元素”则是以求官运亨通，简直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

    二谓做秀。山西一地级人大主任卖弄才华，连续两年用诗作人大报告，引起媒体热议。作家梁衡在《人民日报》撰文《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作者引原理、说道理，有理有力地对这种官场的形式主义和轻浮之风进行了剖析，并直击要害：用诗作报告就是“以才害政”，“于公，这是亡国之象；于私，这是身败之症”。实在抨击得好，令人痛快淋漓。其实，现实生活中，形式与内容是应该充分协调的，用诗作报告就像参加晚宴时穿着古装或“三点式”，这是一种怎样的尴尬啊？无亚于镣铐之外又加了一层面具，极具幽默和讽刺意味。说到底，这种卖弄文化的作秀是政界的怪事，是政治的不成熟。

    三谓做毁。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做毁”事件。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即为“焚书”。而在焚书的第二年，秦始皇在当时秦首都咸阳将460余名术士坑杀，即为“坑儒”。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是当代中国破坏性最强的“做毁”事件，“十年浩劫”使中华民族陷入最动荡不安的灾难性阶段，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余毒至今尚存。由此可见，“做毁”比“做假”、“做秀”残酷得多，危害大得多。“焚书坑儒”、“文化大革命”这类荒唐事件，绝对不能重演！谁毁灭文化，谁将是历史罪人！

   （作者系湖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