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吴国皇帝孙权，在位执政24年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治国理政方略，那就是在用人问题上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和手段。比如终身不拜张昭为相，就是一个绝例。

　　建安五年(200年)，孙权的胞兄孙策平定了江东，为东吴立国奠定了基业，却不幸遇刺。临终前，他把孙权托付给重臣张昭。张昭不负重托，辅佐孙权成为一国之君。在初选丞相时，满朝文武皆以为非张昭莫属，结果却是孙邵为首任。孙邵因病去世后，群臣又推荐张昭为相，又被孙权否决，启用顾雍为丞相。

　　按常理，张昭资深德厚，又是孙权其兄孙策生前器重的爱臣，且又为辅佐孙权登基称帝立下汗马之功，拜他为相，理所应该，也是众望所归。既然如此，孙权缘何前后两次拒拜张昭为相呢?这就折射出一个开明国君知人善用的用人理念。他深知，一国丞相，事务繁重，必须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应变能力方能胜任。

　　一方面张昭为人性情刚烈，所言所做，自直不曲，所言若有失，就会产生矛盾和责难，从行事的风格上不适合做丞相。另一方面，他感到张昭此人由于性格倔强认死理，牛脾气一旦上来，是一条路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主儿。他一旦总揽朝政，决策走向势必偏激。不按照他的想法办，势必和你较劲，照他说的办吧，又会造成决策失误。

　　孙权正是从这两个重要方面，不拜张昭为相。他认为张昭虽有恩于己，有功于国，但他缺乏总揽全局的宏远眼光和协调文武百官的宽厚胸襟。因此，孙权宁肯“待张昭以师傅之礼”，“更拜辅吴将军，位列三司，改封娄侯，食邑万户”，却始终不拜张昭为相。再看孙权起用的顾雍，他任丞相19年，公正廉明，宽宏大量，外柔内刚，选贤任能，谨言慎行，谋无不当，封爵归第，国人皆知。从用人这一点来看，孙权确有明君的“范儿”。同样，也是在用人的问题上，蜀国的军师，一生处事谨慎的诸葛亮，平生第一次重用了马谡，结果刚愎自用的马谡一意孤行，错失“街亭”，使蜀军西征的全盘计划成为泡影。

　　联想当下，在提拔和使用干部的问题上，像孙权那样，明知张昭等是有“毛病”的人，对他们绝对不搞“带病提拔”，盲目重用。这方面，我们共产党人早已有了干部提拔和使用的制度，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任用干部的制度愈来愈完善，规范和监督的制度笼子越扎越紧密。然而，在个别地方、少数领域中，“带病提拔”和使用干部的现象还是时而可见。比如，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在发改委副部级干部考核中，刘铁男入围但考核结果却是“得分未过线”。也就是说，他并没有通过组织部门的考察关，但最后，他依旧被任命为发改委东北办副主任(副部长级)。还有安微省原副省长倪发科、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早在市委书记位上，就有许多关于他们的举报，但依然能平步青云。再如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四川省原文联主席郭永祥，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相继被免职，均存在“带病提拔”问题。而能够“带病提拔”他们的始作俑者是谁呢?当然是能够管得着他们的“一把手”。一把手的好恶一旦成为对干部使用的取舍，即使这个干部“有病”,甚至是“身染重病，”“一把手”也会说，要看主流，不能看枝节 ，至于怎样实施“带病提拔”的操作，“一把手”也就是一句话、一个脸色、一个动作、一个招呼的事儿。只要“一把手’看中了谁，谁就会得到重用提拔，谁管你“病”乎。正如坊间讽刺所言：“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古代封建社会的皇权制度下，孙权尚懂得治国理政，知人善任，不能在用人上“带病提拔”的道理，而我们当下的共产党人，更应吸取“带病提拔”用人的深刻教训，把“一把手”用人的权利，牢牢地扎进制度的笼子里，从机制上杜绝“带病提拔”的现象。这一点，不仅仅是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部门的工作要义，更是全社会的监督要责。要根治干部“带病提拔”“边腐边升”问题，除强化完善主体有效的监督模式，至关重要的是要发挥好干部提拔举荐倒查问责追责的作用。

　　(作者系黑龙江省《尚志市志》执行主编，省杂文学会常务理事、杂文家。)

　　编辑：杨东鲁